案情简介
七岁女童被强奸杀害
2008年6月18日晚上，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东坂管理处对门村的詹财根夫妇显得异常着急，早就过了放学时间，七岁的女儿詹红兰怎么还没有回家?焦急的詹财根夫妇到女儿放学回家的路上寻找早该回家的女儿，可是一次次的寻找都成了失望，天色越来越黑，焦急万分的詹财根夫妇只有叫上亲朋好友一起寻找女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心越来越沉重，一夜未眠的众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6月19日6时33分，詹财根夫妇及其他四位亲戚在对门村附近的山上发现了詹红兰的尸体。詹财根等人立即报案，接到报案的新余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全力侦破此案。2008年6月23日，犯罪嫌疑人詹文兵交代了以下犯罪事实：
2008年6月18日17时许，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东坂管理处对门村的詹文兵因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尚未回家，便骑自己的摩托车去学校接儿子詹浩东，17时10分左右，詹文兵在变电站区太坪方向上坡处看到了同村与儿子同龄的七岁女孩詹红兰，詹文兵就问詹红兰是否看到他儿子詹浩东，詹红兰说没看到。詹文兵就骑摩托车到儿子就读的聚龙小学小路旁，下车步行寻找儿子，但没有找到。詹文兵看到同村小学生詹志豪，詹文兵就骑摩托车载着詹志豪往家走。詹文兵在变电站往刁坑方向约200米的地方第二次遇见詹红兰。詹文兵没有停车，在出刁坑村上坡处碰到了同村小学生詹金平，詹金平告诉詹文兵，他儿子往铁路方向走了。于是詹文兵就放下詹志豪，骑摩托车返回去接儿子。在从变电站往刁坑村的位置，詹文兵第三次遇见詹红兰，詹文兵继续前行，到铁道口找儿子，找了约十分钟，仍然没有找到，詹文兵就骑摩托车返回。大约17时30分左右，在刁坑村往老屋村方向上坡处，詹文兵第四次见到了詹红兰一个人背着书包，提着装午饭的手提袋在小路上慢慢行走，詹文兵萌生了强奸幼女的念头。詹文兵在詹红兰行走小路前方一个叫太塘的地方，将车头对着老屋村方向，把摩托车停放在路边，詹文兵就躲在一片草丛后，当詹红兰走近该草丛时，詹文兵突然从藏身的草丛跳出，从后面用左手捂住詹红兰的嘴巴，右手抱住她的腰往山上跑。詹文兵对年仅七岁的詹红兰残暴地实施了强奸行为。施暴后，詹文兵听到由远及近的摩托车响声，怕被人发现的詹文兵遂用手使劲掐住詹红兰的脖子，詹红兰的小手不停地乱拍乱打，双腿也不停地蹬地。大约过了一分多钟，詹红兰不动了。詹文兵抱起詹红兰走了几米远，将詹红兰的尸体扔进了一个荆棘丛里，又提着詹红兰的手提袋走了一段路，将袋子扔到一个草丛中，詹文兵杀死詹红兰后，骑摩托车回家，他在家门前小溪洗了手，回家后洗了澡，并仔细清洗了自己的衣服。[page]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尝试提起精神损害偿
2009年 2月 19 日，詹文兵强奸杀人案由新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詹红兰的父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经过两次开庭审理，2009年6月10日，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詹文兵赔偿詹红兰的父母104440元，没有支持詹红兰提出的精神抚慰金请求。2009年6月18日，詹红兰的父亲詹财根、母亲吴菊红向江西省律师协会农民工维权指导中心寻求帮助。同时，他们情绪过激、口口声声喊着“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谁说我们没有精神上的痛苦?我们要去省政府上访。”江西省律师协会农民工维权指导中心受理该案后，由王惠律师承办此案。王惠律师耐心、细致地给的受害人做工作，为当事人解释：人民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通常将死亡赔偿金作为精神赔偿，一般在判决时都不另行支持精神抚慰金请求，这样做的法律依据为：(法释〔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以上法律依据均将死亡赔偿金作为精神损害，即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诉讼中亦不能就精神损害部分得到赔偿，诉讼后也不能就精神损害另行起诉，也即受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彻底失去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权。
撬动横亘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巨石，受害家属获得28万元民事赔偿
詹财根认为上述法律规定非常不合理但又非常无奈和不甘心，王惠律师也认为上述这些规定应该有所突破，鉴于本案的特殊性，王惠律师及时向省律师协会作了汇报。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锋不但对案件进行具体指导，而且指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主张精神抚慰金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案件获得成功，这种案件在矛盾尖锐情况下，民事部分大多采取庭外和解或调解方式结案，回避了一些如法律定性、适用等问题;为了防止被害人亲属可能的过激行为，要么精神抚慰金赔偿上有所突破，如果不能成功突破,则要做好受害人家属的安抚工作，尽量通过庭外和解或调解方式解决。”为慎重起见，江西省律师协会牵头组织部分刑事辩护专业律师对本案举行了律师论证会。经过律师论证，与会律师初步达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包括：[page]
1、本案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詹文兵实施强奸、故意杀人行为，但是现有证据足以确认詹文兵实施了犯罪行为：被害人在受害前所经过的这条路并没有很多人行走，是比较偏僻的道路，有六个证人可以证实在案发这段时间通过这条路人的人与车，詹文兵嫌疑最大，不太可能另有其他人经过该条道路;在詹文兵家中搜出的鞋与案件现场发现鞋印的鞋属于同类鞋;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报告和司法鉴定报告与詹文兵的供述没有矛盾，鉴定报告是詹文兵供述以后才出来的，而所谓诱供是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受害人的手提袋是在詹文兵的指认下寻找到的;对于被告人詹文兵的供述在没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存在诱供、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应当予以认定。结合上述证据，本案能够充分证明詹文兵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
2、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明确了死亡赔偿金的内涵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司法解释据此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该司法解释对以前的司法解释作了修订，在这之前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方面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已经失效，不应当适用以前的刑事附带民事关于精神损害方面司法解释。
3、《刑事诉讼法》第77 条第1 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该规定并没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没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可以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是留有一定的空间，即：并未剥夺被害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后，有人根据第三十六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又提出了该解释实际上废除了法释〔2000〕47号和法释〔2002〕17号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5、《侵权责任法》草案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page]
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虽然《侵权责任法》尚未实施，但是严重侵权后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发展趋势，综合上述各种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可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项目提出请求的。
王惠律师将律师论证意见及时提交给江西省高院经办法官。王惠律师与江西省高院万继华法官几十次地共同对双方当事人开展协商工作，多次劝解试图到省政府上访的詹财根等人。经过不懈努力，詹红兰的父亲詹财根、母亲吴菊红在2010年春节前五天终于拿到了28万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