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笔者赴河南省郑州市所属某县级市调查，恰逢该市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活动。在召开的全市村党支部书记、计生专干和乡镇党政领导、市直各部门领导参加的大会上，为了杀鸡警猴，该市当场宣布撤消了两个计划生育工作落后乡镇的一把手、两个乡镇负责这项工作的副职的职务，并宣布给予另外两个乡镇以严重警告，实行“一票否决”。会上还宣布了由当地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四级联保责任制”，即如果今后再有哪个乡镇、哪个村、哪个村民组在计划生育工作上出现问题，就要视问题的大小、后果的严重程度，直至给予县包村单位、乡镇主要和分管领导、村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以及村民组小组长撤职的处理，直至完成2004年的计划生育指标任务。
实际上，目前河南农村县一级的“一票否决”早已不是只有计划生育一项了，在这个县，“一票否决”的工作还包括：社会稳定、安全生产、植树造林、社会治安、环境污染，几乎包括了乡镇工作的所有方面。听说马上又要把生育中的性别比例失调纳入“一票否决”之中，好像“一票否决”就是县级党政不论推行什么工作的“上方宝剑”和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一般有三种手段可以使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计划生育为例，用法律手段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违法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现在农村的现实是，不仅是执法的成本太高，时滞太长，而且法院也有其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出力很多，收益甚少的计划生育案件，法院在受理和执行上是不积极的。那么经济手段呢，本来国家也提倡要从惩罚超生走向鼓励少生，但是，对于真正的独生子女家庭，经济奖励的力度受资源的影响甚大，很多时候是想要奖励，也没有钱。那么，剩下的唯一就只有行政手段了，而且这是一种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行政权力使用，是一种将目前我国“压力型体制”推向极端的行政手段的运用。
我国目前处在转轨时期，必要的行政手段的使用是必不可免的。但是，行政手段使用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决策的独断专行，所以，要合理地使用这一工具，就必须加强对行政手段使用的监督和制约。但是很可惜，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对使用行政手段的监督和制约是一个空白点。
对行政手段的监督和制约的乏力，折射出我们的制度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监督和制约的形同虚设。其实，我在该市调查时，不少乡镇干部、村组干部都对这个“四级联保责任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其中一个乡镇在传达完了这个会议精神后，很多干部在会后都认为这种做法达不到实际效果，而且村、组干部既不是县里任命的，也不是公务员，县里有什么权力去免他们的职?这个镇的村组干部们2004年工作了大半年，还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拿到，现在又要用这种高压办法来使他们就范，他们根本就不会买这个账。一位镇党委书记告诉我，该市一把手的这种做法，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农村的工作应该如何去做。但是，这些反对的意见是没有办法让该市的一把手听到的，或许即使听到，也不会对他的决策起任何制约作用。[page]
还是以计划生育为例，仅仅靠这种“压力型体制”和“一票否决”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不是的。该市在计划生育工作上的落后局面，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笔者对这个问题没有做深入的调查，但是仅仅从村民反映的一些现象就很值得深思。在该市，农民生育第一胎必须交750元所谓的体检费和药费，生第二胎要交2750元的各种费用，还要等上6个月，不管你第一个孩子已经8岁还是10岁了。农村的生育政策允许生2个孩子，只要间隔在5年以上。但是在执行中，申请一胎指标都困难重重，二胎就更不用说了。不少部门不是在为农民办事，而是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成为个人和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用我行我素的生育行为折射出我们在制度建设上的严重不足。我相信，这种制度上的问题，不仅在该县的某些部门中有，而且在郑州市，甚至河南省的某些部门同样存在。
行政权力的滥用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对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挤出效应”。地方党政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代替经济和法律手段，长此以往，不仅使我们的公共管理工作方法简单化、命令主义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违背客观规律的我行我素。
地方政府中行政手段和权力的滥用，反映出我国地方政府在变化了的经济基础面前，对公共事务管理方法的创新和变革方面严重滞后。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只有行政手段才是唯一可行的，才能体现出领导者的权威和令行禁止，全然不顾这种方法使用上所必然产生的问题。也难怪，行政手段是与命令经济最接轨的办法，也是我们过去屡试不爽的法宝。但是，今天形势变化了，死死抱住过去的办法，以为它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就必然会是事与愿违，以很高的行政成本和地方政府的信誉，造成事倍功半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