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公益诉讼第一次影响了一项制度，这是农民工诉肯德基劳动争议案。
2006年1月25日，山东籍农民工徐延格一纸诉讼把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最终结果是“肯德基宣布在全国取消劳务派遣，现有员工上千万元利益获得承认”，对于目前在全国超过1500家肯德基餐厅的员工而言，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他们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直接推动者。
“肯德基案件，一般的律师也许会当作个案处理，而我们是专业的农民工维权律师，研究的要深些，当时调动了七八个律师，整理了几万字的研究材料。”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丽华意味深长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农民工问题解决的核心是要有他们自己权益的诉求，这需要专业律师的帮助，然而国内的农民工律师屈指可数。”
国内一位社会学家对记者说：“公益律师组织对于农民工的关注是创造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有助于政府政策的平稳运行。此外，公益保护是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决策的重要前置条件。”
农民工维权法律组织新模式
公益律师组织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它是伴随着中国律师制度改革和中国法律事务的发展逐渐被世人认识的。
1992年5月，中国第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在武汉大学成立，同时它也是国内最早的公益法律组织。
所谓公益法律组织，是指推动公益法发展和谋取社会公共利益的机构，它与律师事务所的最大区别是其非营利性。作为国内首家农民工公益法律组织——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于2005年9月8日，其依托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的专门为外地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
佟丽华对记者介绍，由于其长期关注国内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并成功的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国青少年法律援助律师协作网”，由此也希望能够借助律师协会的力量推动农民工维权。“农民工也是弱势群体，同时这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问题，这需要大量深入社会，帮助和研究农民工群体的专业人士，尤其是律师。”
“专业律师是维权的关键。”佟丽华对此介绍说熛衷诤芏嗳嗽谔嘎叟┟窆の侍猓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话语权的缺失，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缺乏专业律师的有效帮助。
为了能够有效地说明农民工维权的艰难，从2003年12月开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律师们分别调查了北京、陕西、重庆、广东、黑龙江、山西、河北和湖北等8个省、直辖市，共发放农民工维权状况调查问卷8000份，在2005年5月23日完成了3万多字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
“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农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有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一般情况下，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这还是保守的计算，依据调查的典型农民工案件，每个案例的维权综合成本都超过1万元。”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报告执笔人肖卫东说。
根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的成本。
有专家评价称，这份是一份十分“写实”的调研报道，对农民工讨薪维权成本调查，其用意不仅在于从另外一个角度勾勒出农民工维权步履维艰的现实困境，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破解农民工欠薪难讨的制度症结。
佟丽华在其撰写的《和谐社会与公益法——中美公益法比较研究》一书中对此评价说：“如果公益法律组织对相关领域问题确实有很深研究，能够提出很多具体、可操作性意见，其意见很容易得到立法官员、政府官员的欢迎。若是泛泛而谈，只是指责，没有实践和自己的解决的建议，这些都是很难被采纳。”
此外，由于法律制度差异，美国更多的是通过诉讼推动制度改革，而中国的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国内法官只能依据现存法律审理案件，由此佟丽华建议公益法律组织应该关注立法工作，以专业的知识和务实的态度积极推动立法改革。
“推动立法不是不可能实现，更多的是怎样实现的技术问题，肯德基案件是我们关注国内劳务派遣制度的典型案件，这场官司直接导致肯德基取消了在中国的劳务派遣制度。”佟丽华说。
资金和人才难以逾越的“坎”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公益法律组织的主要资金都是来自国际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服务和研究中心设立之初，其资金就来自于福特基金会。
目前，在国内公益法领域开展资助项目的基金有福特基金会、中国—欧盟法律和司法合作项目、欧盟小额人权项目、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和亚洲基金会等。
资金决定着一个公益法律组织能否维持和健康发展。“当初创建‘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用的是自己和同事的个人资金，原先设想一边做律师赚钱、一边发展公益事业的模式很难执行下去，一度靠举债维持，2001年的时候得到了福特基金会资助。”佟丽华对于“缺钱”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江西省律师协会秘书长唐峰深有感触地说：“这些资助项目多集中在大城市，像江西这样的中西部省份很少有这种机会，最近全省11市都成立了农民工维权站，资金由挂靠律师事务所自筹，显然这些都是杯水车薪。”
此外，据记者了解，目前农民工领域的公益资助项目多集中高等法学院校，这些高等法学院校的教师不但容易获得专题研究的资助，也容易获得到国外采访学习、参加国家会议等资助，而针对律师的这种项目却很少。
据佟丽华介绍，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不仅得到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资助，还有部分国外基金会资助。“这是其他公益组织和地区不可比拟的。”[page]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北京有800多家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占全国律师总人数的7.5%，每年北京律师协会掌握资金达3000万以上，但专职农民工维权的仅此一家，这种由律师协会倡导的公益律师仍处于一种象征意义。”
对于如何解决“缺钱“难题?各地依据具体情况，有着不同的解决办法。
“量力而行，我们和各地司法处法律援助中心互相配合，尽量争取通过简单咨询和调解避免诉讼，减少费用。”唐峰说。
而相对于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文豪介绍说：“东莞的农民工维权律师多是由司法处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律师办案并给予补贴，民事案件补贴可达2500元，刑事案件补贴则是800元。此外，东莞补贴没有最高额限制。”
除了资金问题，专业的公益律师的稀缺是制约国内农民工公益法律组织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佟丽华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建立工作站最大的收获就是培育了专业的代表农民工利益的公益律师。目前国内现有近12万多名律师，除了周立太律师，还有几位敢说自己是农民工律师呢?”
“浙江至今还没有佟丽华那样的专职的农民工律师，很多都是兼职办理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律师。”谢峰介绍说，“我们设想先在杭州等几个城市试点，然后逐步展开，把所有的事务所连成网络。”
对于专业的农民工律师问题，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表示：“农民工律师不但要经验丰富，还要能够乐于、勇于代表农民工利益，举例说，复杂的工伤案件若是非专业律师也许三四万元就完事了，但依法可能获得几十万元的赔偿。。”
相对于1996年成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而言，从一开始就作为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被批准成立。而农民工公益法律组织则不能解决户口，不能提供较高薪水，很难招到非常合适的优秀人才，即使招到，也很难长久。据北京陈岳琴律师事务2005年底对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四所高等院校的法律学者、法律学生问卷调查显示近86%受调查者承受从事公益律师工作年限不会超过5年。
为了解决农民工律师的人才问题，佟丽华认为，一方面可以倡导建立工作站模式培养专职律师，另一方面通过项目培养，全国律师协会正在推动专职农民工律师培养，据了解，全国律师协会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已达成协议，支持6个省的律师协会设立专门农民工维权机构。
取信政府，推动农民工维权事业
9月14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28家施工企业做出处理，其中4家企业被取消在京承包工程资格。为此，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设委员会、公安局和总工会等部门将协同配合，展开新一轮的“讨薪风暴”，同时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也将陆续接到更多农民工案件。
由此可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提供财政支持、政府管理和监督法律援助事务以及政府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对此佟丽华介绍说：“取信政府，和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因为近两亿多的农民工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起着主导作用，而我们的目标是推动农民工维权事业发展，让更多的农民工得到帮助。”
为了进一步说明公益法律组织离不开政府，佟丽华介绍，1999年他成立了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2000年北京市未成年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设立“法律事务部”并把具体工作委托给中心，2004年在政府帮助下，半年时间内完成了对12个省市的1200多人的专业培训。
6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推动律师参与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专题会议”上记者了解到，各地农民工案件处理主要还是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委托各律师事务所办理。迄今，安徽省农民工维权律师工作团、石家庄和宁夏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都是在各地的司法局等部门支持下成立并展开工作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专门的农民工工作站，农民工案件都是由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办理的。”广东省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继承说。
据了解，现在全国各类的农民工公益法律组织大部分和政府紧密合作，由政府指派并给予办案补贴的工作模式。
佟丽华介绍说：“要取信于政府，得到社会认同只有扎扎实实的工作，而不是那些虚无的东西。”
据了解，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从2005年9月到今年的5月的8个月期间，共接待法律咨询案件3513件，其中欠薪1247件，涉及19209人，金额55810717元;工伤案件384件，其他包括劳动纠纷、合同纠纷等案件1882件。以上咨询案件涉及23000人以上，涉及金额1.2亿元以上。
此外，长达九个月的肯德基争议案件和解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劳动处处长陈杰平曾表示，目前《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三稿中规定，劳务派遣工在用人单位工作一年以上，如果企业觉得这个人胜任工作，就必须得跟劳动者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而不再用劳动派遣这种形式。
由于长期关注国内未成年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工作，佟丽华参与了2003年的《流浪儿童救助制度研究》和2004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等工作。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应，我们计划每年都会作出四五个调研报告，争取能够在农民工维权领域做的更专业化，希望能够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善。”佟丽华介绍说，工作站不但有专职的研究生进行相关的研究，还在近期组织自愿者进行调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