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纳税人”概念的政治性
据喻权域说，我在批评他时“采用了两个不诚实手法：一是偷换命题，把政治学中的‘纳税人’偷换为税务学中的‘纳税人’;二是对喻权域列举的论据假装没看见。”所谓“不诚实手法”和“假装没看见”之说不值得认真。重要的是“偷换命题”之说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与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不相干的“税务学中的‘纳税人’”。然而，他未加证明的这个前提，不仅大成问题，而且与后面一连串似是而非的断语一起干扰着人们对“纳税人”概念本身具有的政治含义的认识，从而阻挠着人们的纳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纳税人乃国家行使征税权的一方当事人，因而纳税人概念的性质与国家征税活动的性质是紧密关联的。而征税权历来就是统治权的重要内容，甚至说它是核心权力也不为过。征税所涉的一切问题，如征税目的、征收方法、税率高低、如何支出……则从来就直接的是政治，而且是政治斗争的焦点。首先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明的是人类宪政发展史上那些具里程碑性质的重大事件和文件。在历史上，促使英国朝宪政民主体制发展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它们都是在反对国王征税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内容上，征税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例如，使英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的那场贵族与王权的冲突就因约翰随意征税而爆发，而征税必经被征者同意则正是大宪章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八十多年后，爱德华一世在贵族反对派要求下再次确认大宪章的法律效力，并签署补充条例《无承诺不课税法》，规定国王未经同意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征税。对此，丘吉尔有如下评价：“十七世纪以来，英王都想增税，但爱德华的让步开创了一个先例，而且在国王受议会约束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1〕而查理一世正是因为践踏上述原则，任意征税，导致与国会的战争，并因此而作为“人民公敌”上了断头台。三十多年后，在由上述文件确立的原则基础上，英国经不流血的革命确立了议会民主制。
北美人坚信“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还在独立战争前，赋税问题就是北美爱国者与宗主国之间整个斗争的中心点。独立战争更是直接起因于宗主国的课税和干预。《独立宣言》在历数英王罪恶时，“他不得我们允许就向我们强迫征税”便是重要的一条。后来制定的宪法则多处涉及对征税权的限制。[page]
在法国，路易十四在建立绝对君权时以种种免税特权对贵族和教士进行收买和驯服。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以及对外战争这双重原因则导致对平民的苛征。正是给少数人的免税特权和对平民的苛征埋下了大革命的种子。而1787年路易十六要求通过举债和增税计划导致与高等法院持续冲突，这就直接引发了大革命。著名的《人权宣言》和其后的若干份宪法中，都贯穿着对征税权的限制和确立租税平等原则。
以上事实表明，赋税问题既是历史上重大政治斗争的焦点，也是宪法性文件所确立的宪政内容。在当代民主国家，赋税的政治重要性更加突出。竞选中，税收问题一向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增税或减税一向是政治角逐者要打的一张牌，而对这张牌的使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败北。至于议会，作为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斗争、达成妥协或共识的场合，税收提案一向是优先讨论的。国家征税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本身就使得国家政权和纳税人作为征税活动的双方，其关系彻头彻尾是政治性的。至于征税活动的当事双方，不仅国家政权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纳税人的政治性同样不言而喻。别的不说，仅征税目的和方式就预设了国家政权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格局，从而预设了纳税人的政治地位：是为了全体国民的福利，且在取得国民同意的前提下依法征税，还是为了权力顶端的挥霍和野心而任意征税;是政治上强大的力量强加于弱者的掠夺性课税，还是按公平负担原则课税，表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关系以及置身其间的国民的地位。而对纳税者来说，纳税目的乃为着使政府有财力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绝不是要花钱给自己锻造锁链，或者花钱请人高踞于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所有这些，哪一点与政治脱得了干系?与征税活动及双方当事者的政治性相应，税法历来属公法范围，这对于纳税人的政治属性也是一个证明。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与政治性无涉的所谓“税务学中的纳税人”。
鉴于征税活动以及与之不可分的纳税人概念的政治性，我不明白喻权域那个与政治学中的纳税人相对的“税务学中的纳税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但翻开我国谈税收管理的书，我发现，那上面是把纳税人限定在与税务机关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狭小范围内的。比如1994年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纳税与会计处理》认为：“所谓纳税义务人是指税法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简称纳税人。”如果要找什么税务学上的纳税人概念，这倒可以算得上。但这不正是喻权域所理解的纳税人吗?啊，不!事实上他理解的纳税人比这还要狭隘得多：只指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至于我，无论在批评喻权域的文章中还是此前专论纳税人权利的文章中〔2〕，都明确反对这种缩小纳税人外延的说法，并揭露这种说法的作用是使我国普通人被长期遮蔽的纳税人身份继续被遮蔽，从而继续在国家政权和人民的关系上制造蒙昧。尤其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而不是所得税为主、流转税额很高但却不透明的不合理税制下，缩小纳税人外延的说法更不公正〔3〕。想想喻权域对我国绝大多数国民的纳税人身份的否定吧!想想被他否定掉纳税人身份的还有被沉重赋税和多如牛毛的费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农民吧。说到农民，不能不顺便说说，作为一个宣布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国家来说，我国对农民的税收政策落后到了很不体面的地步。对生存资料免税，是在人类宪政思想萌芽时期就受到尊重的原则，这一原则至迟在二十世纪得到各国广泛认同。美国大法官庞德在《普通法的精神》一书中告诉我们，早在1338年，英国皇家税务官因扣押了一头牛引起返还财产的上诉，结果原告胜诉。在谈到债务问题时又指出，美国许多州盛行宅基地豁免法，某些州，用以养家的薪水、农民的牲畜和工具享有完全的豁免法。这是庞德问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中介绍的情况。而我国至今对农民征税一律按全年收入的5%征收。且莫说实际远远超出这个比例，即使征收额控制在5%，这个固定比例也极不公正。因为它既未考虑农民的贫富差异，也未考虑对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的豁免。近年来，贫困地区农民负担甚至有加重趋势。许多地方，那些年收入不足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户是躲不掉村、镇干部的上门追讨骚扰的，至于把无钱交纳的农民家中的牲畜牵走、粮食扛走这种夺走生产、生存资料的事，也不鲜见。但我国税法并未给遭此命运的农民以防御手段。好了，还是回到纳税人概念政治属性的辨析上吧。[page]
喻权域承认的“纳税人”只是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简称“个税”)，并“能提出纳税收据”的人，在我国，也就是税务机关要直接与之打交道的那极少数人。喻权域自己承认，他们不到成年人的5%。而另外那95%以上通过各种方式承担了税负的人，在他眼里不是纳税人。如果这样的认识出自我国税务人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因我国税制缺陷而只限于同负有直接税义务的人发生业务关系，习惯上只当这部分人是纳税人，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的税务员要同所有公民发生业务关系。喻权域局限于大有问题的中国税制下的税务员的业务眼光，否定95%以上承担了税负的人的纳税人身份。这本身就很可笑，但他偏偏还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毫无根据地宣称，交纳个税者才是纳税人是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法、选举法中的“纳税人”。他大概以为把这个说法安到西方政治学、宪法、选举法上面，这就叫“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了。而当我把通过消费等方式担了税的人视为纳税人时，揭示出了普通人被遮蔽的纳税人身份，并在此前提下揭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学问题：一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是作为纳税人整体的人民与公仆机构的关系。我指出：“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纳税人’概念强调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人民纳的税在支撑、供养的事实，揭示的是人民用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人民由于明了这一真相而普遍具有的纳税人意识完整地把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统于一体，这对于强化人民作为国家真正主人的意识，对于防止政府及其官员的自我膨胀从而防止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发生倒置具有特殊意义。”二是纳税人概念对于构成人民的每个个体的意义。任何个人都可以以支撑着政府运作的纳税人身份理直气壮地面对和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这样一种对纳税人的阐释，分明从头到尾都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相反，喻权域所说的纳税人则分明局限在我国税务从业者视野内，所以凡未纳入税务机构直接业务对象的，就不算纳税人，尽管国家通过流转税从这些人口袋里照样拿走了一部分原本属人家的可支配收入。可喻权域一个张冠李戴外加倒打一钉耙，原本清晰的事实在他笔下就颠倒成我用“税务学中的‘纳税人’”偷换了“政治学中的‘纳税人’”。究竟谁在“偷换”〔4〕，谁在用“不诚实手法”呢?
二、为什么说间接担税者也是纳税人?
我和喻权域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承不承认间接担税者也是纳税人。喻权域根据承不承认这一点来划分什么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与税务学中的纳税人，此乃无稽之谈。前面的论证已充分证明，纳税人天然的就是政治性的，根本没有什么纯税务学的纳税人。此处要进一步论证的是，为什么必须承认间接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page]
首先，这是基于对一个重要事实的尊重：国家财政收入乃由直接税和间接税共同构成。但两种税之间一个重要差异使间接税真正担税者处于不利地位。纳税义务人和实际担税人在直接税中是统一的，而在间接税中却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使得一些间接税在法律上的纳税义务人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纳税人，其所纳税负最终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所以最终承担了税负的消费者才是真止的纳税人。他们同纳直接税的那部分纳税人一同充实了使政府得以运作的国库收入。鉴于此，即使在所得税成为主要税种的国家，不承认间接税的真正担税人是纳税人也有违公正原则，在我国不承认他们是纳税人就更不公正。如前所说，我国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这种按商品和劳务流转额征收的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我国对商品交易和进口普遍征收增值税，这附加在价格之外的税，基本税率高达17%，它们最终是要落在消费者头上的。部分消费品不仅征收增值税，还交叉征收消费税。至于不征收增值税的劳务和第三产业(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文化体育、服务业等)则征收营业税。我国流转税所涉范围很广，任何人不遇上这种就碰上那种，可谓从生到死都在无形中担税，然而，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却被隐在了流转额背后。不仅如此，由于我国流转税对实际担税人来说毫无透明性，以至于连人们纳税的事实也被隐去了。正因为间接税具有对纳税人身份的遮蔽性从而具有对人们“纳税人意识”〔5〕的遮蔽性，西方各国过去以消费税和关税为主的税制曾遭思想界尖锐批评。据约翰·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介绍，在十九世纪英国人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争论中，支持直接税的人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在直接税制下人人知道自己实际纳了多少税，如果所有税都是直接税，人们对税收的感觉会比现在强烈得多，在使用公共支出时就肯定比现在节约。当代日本著名税法学家、“北野税法学”创始人北野弘久更是系统剖析了间接税弊端，尤其是它的政治后果，指出，在间接税情况下，纳税人在法律上被置于“植物人”地位。他根据宪法原理对间接税作的考察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国民主权原理和和平主义原理的考察。就前一考察，他指出：“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这种国民主权原理的理念在间接税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从和平主义原理出发的考察，与十九世纪英国争论中的看法相似，认为直接税是增强人们“税痛”和“税意识”的法律制度，且能从法律上保障人们作为纳税人的地位，“所以具有阻止租税国家中‘大政府’和‘军费大国’出现的机能”。他的结论是：“最好能形成一种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体系。间接税在理论上应处于补充这种直接税体系的地位。”接下来揭示的是大幅度消费税的政治后果：“只要消费税占据了国家财政的中枢，就会造成人们不能监督、控制租税国家运行状况的可怕状态。”〔6〕直接根据个人所得课税的所得税恰恰相反，它最能增强人们的税意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主权者意识。正因为如此，所得税作为主要在十九世纪初才出现的后起的税种，虽历经屡兴屡废，但最终在二十世纪成为西方各国的主导性税种。如今，发达国家采用的都是直接税为主，其中又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系。而且，即使处于辅助地位的间接税也因透明而使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在纳税。正如一位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所记叙的，衣食住行，只要花钱消费就得上税，吃一碗面，打一次“的”，买一瓶水，甚至进“一元店”采购，电脑一算账，总数后面总有个“Tax”多少多少。一位叫凯茜的经济律师在回答这位作者的问题时这样说道：合理的税收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美国人为什么可以随意对国家领导人品头论足，甚至破口大骂，因为他们是纳税人〔7〕。[page]
关于间接税真正担税人也是纳税人的第二方面证明可以从思想家的论述中获得。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论赋税时提出了良好税制四原则。即，赋税平等、赋税确定、纳税手续方便以及征税过程的节约。在对四条原则的阐释中，任何一条都是把以各种方式纳税的人包含在纳税人之内的。例如第三条：“各种赋税完纳的时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接下来的具体说明中，无论房租税、地租税或消费税的担税者都在他说的“纳税者”范围内，而并未把其中任何一种排斥在外。其中还特地提到，对消费品的赋税，最终要出在消费者身上，“征取的方法，一般都对他极其便利……每购一次，交纳一次”。讨论间接税真正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之所以引述亚当·斯密的看法，乃因为他的税制四原则正如约翰·密尔在论课税原则时所说，“已被后来的著作家普遍接受，可以说已成为经典性原则”。包含于四原则中的“纳税人”的广义性也同样受到普遍尊重。密尔自己在论多种赋税时，就把任何一种赋税的实际担税人都视为纳税人。如果说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是承认间接税实际担税人的纳税人身份的，那么北野弘久则是当代为这部分人作强有力辩护的著名税法学家。这位把税法视为纳税人的权利立法的学者不仅指责消费税等间接税中纳税人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还在论述“纳税人基本权利”这一“新型人权”时声明：“笔者的‘纳税者’概念包含广义上负担‘公金’的人，所以实质上和作为观念上的‘国民’概念没有差异。”〔8〕由于北野注重纳税人权利，而在纳税人中则注重弱势群体，由他开创的北野税法学被认为是宪法论的税法学，是站在纳税人立场的“非官方税法学”。这一税法学的特点正如他的研究者所说：“不是站在征税权力方面而是站在纳税人一方，在纳税人中也不是站在大企业、资本家、高收入者一方，而是站在社会中、经济中的弱者一方来考虑问题”〔9〕。
总之，无论国家政权怎样界定纳税人范围，有良知、负责任的著作家是不会不承认那些只通过消费等渠道纳税的人的纳税人身份的。在现代社会，这部分人主要是底层民众。
说间接税担税者也是纳税人，还有一个重要证据，这就是，在税收透明度高的国家，公民由实际税感而产生的纳税人身份的自我认知。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消费就在纳税，即使收入未达所得税起征点的人，也明白支撑政府运作的资金中有自己出的钱。所以，在这些国家，消费税税率与所得税税率一样是敏感问题。1996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从次年4月1日起将原来3%的消费税提高到5%，结果引发大规模抗议。由于人们在个税之外的其他环节，比如购物中同样具有的“税感受”，收入未达个税起征点的那部分人是决不会自我排除于“纳税人”之外的。他们在说自己是纳税人时与纳了个税的人一样的理直气壮，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上一样的底气十足。刚才所引经济律师凯茜那番话就是很好的旁证。[page]
但喻权域针对我文章中主张未交个税但通过购买而纳税的人也是纳税人，发出如下议论：“可惜，1964年1月23日以前的美国法律不承认肖先生的高论。如果某个美国公民在1964年1月26日之前去对美国政府或法院说：‘我虽然没有交纳人头税，但我买了消费品，我是纳税人，应该给我选举权，美国的政府和法院是不会给他选举权的。”在他笔下，只通过消费纳税的公民很可笑很自不量力。这且不说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话中的一连串常识性错误和概念乱搅拌，尤其是隐含于内的特殊心态。其间，主要的常识性错误，一是把个税误当人头税。此前，他称纳税人指交纳了个税的人时，在个税后面专门注明：它“在美国叫‘人头税’，法国叫‘直接税’”。然而，无论美国、法国或别的西方国家，个税是多种直接税的一种。而在法国，人头税在大革命前只由平民负担，这是地位低下的标志。在美国，人头税按固定金额对每个个人征收，个税在西方各国则都根据收入按不同比例征收。人头税不论在什么国家采用，它在各税种中最具分配不公性质，分级累进的个税恰恰相反，着眼点在公平上。第二，喻权域在上面那段话中作的所谓美国政府和法院给不给选举权的时间画线，是根据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生效日期。但该修正案宣布给选举权附加“人头税或其他税”等纳税条件为违宪，却并不意味着有五十个州且各州自主权极大、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选举法的美国此前所有州都一直对选举权附加纳税条件。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主要是南方诸州把人头税作为投票选举的先决条件。它起因于当时西南部人民党与民主党的斗争，是民主党在人民党失败后乘机修改州宪法时把人头税作为选举附加条件，旨在剥夺黑人政治权利以及削弱成为人民党骨干的贫穷白人的政治地位。直到一战后南部一些州仍在征收人头税。而其他许多州早已陆续废弃。所以，且不说喻权域把人头税混同于与其性质和作用截然相反的个税，仅就选举权与人头税挂钩早就只是少数州的规定而言，所谓“1964年1月26日之前”谁谁谁跑去要选举权而“美国的政府和法院不会给”的假设就很可笑。而且，之所以有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恰恰是国会以及喻权域所说“不会给选举权”的法院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机构对南方部分州在选举权上保留纳税附加条件进行了持续的抨击。此外，在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之前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联邦根据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专门设置机构，援助被无理剥夺选民登记权利的人。喻权域似乎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否则，怎会以如此假设来证明他的观点?在他的假设中，最有意思的是他使用的措辞于下意识间流露的心态和思维习惯。这不仅指他笔下的美国公民可笑而不量力，还在于“政府、法院给不给选举权”之说。喻先生怎么就不明白，在宪政民主之下，公民享有什么权利乃通过法律来确立，政府也好，法院也罢，只有保障或违背的问题，没有“给不给”的份;公民该享有而又未享有的权利，则要由公民自己去争取，而不是仰赖谁赐予。看来，喻先生是在一个很不恰当的问题上由此及彼了。[page]
喻权域否定间接税实际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还有一个论据很有意思。在《为人民服务还是……》中，据他说，从1964年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官员就不大说‘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的老话了”。这里跟他证明“摆正了关系”一样，又是用谁谁谁说(或者不说)什么话来“论证”。但奇怪的是，口口声声讲“为人民服务”的喻先生怎么既不在乎构成人民的每个个体消费就在纳税的事实，也不在乎像亚当·斯密、约翰·密尔等重要思想家基于事实和学理对通过消费付税的低收入者纳税人身份的肯定，甚至也不在乎西方国家普通公民的纳税人身份的自我认定，却偏偏就那么在乎“政府和官员”怎么说呢?
三、怎样看待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选举权限制
“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法、选举法中的‘纳税人’指的是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的人”——我不得不一再引用的这句话，算得上喻权域否定未纳个税者纳税人身份从而否定“政府为纳税人服务”时拿出的最重要论据。鉴于这个说法的笼统和来路不明，我批评他：“此说依据了西方哪一政治学派别或者哪一国、哪一时代的宪法和选举法，喻先生秘而不宣。”不料，喻权域在《反驳肖》中信心十足地把西方政治学、宪法、选举法以是否交个税来确认纳税人的话重复了一遍，还把他紧接这话列举的英、美、法国的选举法或宪法如何规定“交纳了多少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有选举权”等大段大段内容也重复了一遍。接着，更信心十足地宣布：“我讲了这么多，列举了这么清楚的论据，肖雪慧先生居然没看见”，还表示，“真叫人‘跌眼镜’”。但很遗憾，不管列举了多少论据，全都文不对题。他的论据说的是这些国家在选举权上曾经附加纳税条件，却压根没涉及是否只有纳个税者才是纳税人。他用“选举权中的纳税条件”偷换了“纳税人”，自己却浑然不觉。
然而，在用选举权中的纳税条件混同于纳税人时，他对过去有限制的选举权表达了一种充满偏见的和非历史的看法。其间一些问题有必要厘清。例如他说：“民主革命家所说的‘人民，泛指全国人民。……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借助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起新的政权后，就千方百计排斥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采用偷梁换柱手法，用‘纳税人’这个词偷换了‘人民’一词。”“英国选举法和美国、法国的宪法，都曾明确规定：年满多少岁的男子，有固定住所，交纳了多少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有选举权。”[page]
这里，英国选举法、美国宪法、法国宪法，是他的文章惟一指明的出处。只是，第一，这出处给得太轻率;至少，说美国宪法曾有此规定就不是事实。美国宪法就那么最初七条再加后来陆续产生的二十几条修正案，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种规定。提及纳税的地方当然有，例如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二款都有“未课税的印第安人除外”这样的表述，但这不是在谈选举权限制，而是在对各州的议员名额分配和直接税额分配作出规定。宪法真正涉及选举权的第十五、十九和第二十四条修正案乃先后宣布以种族、肤色、是否曾经为奴、性别以及纳税为选举权附加条件为违宪。这些条款针对的是各州的宪法或选举法，它们所证明的，一是美国政治发展历程中曾经对公民的选举权施加过种种限制，二是美国的选举权在一步步废弃种种限制中逐渐扩大了范围，从有限选举制过渡为全民普选制。第二，这些国家的宪法或选举法即使有过他说的那种规定(比如他为反驳我而补充的法国1791年宪法)，也只能证明这些国家曾经实施过有限选举制，但倘若以此证明什么是纳税人或与之相关的其他结论，则如我已指出的，仍然是文不对题，属无效论据。这不值得再议了。不过，当他囿于阴谋论思维指责过去的有限选举制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排斥，是偷梁换柱的产物，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有限选举制这个历史现象?
不错，欧美国家建立宪政民主之初，曾对公民的选举权(即参政权)施加过多方面限制。其中，财产状况(或纳税额)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曾相当普遍地被采用，持续时间也很长。然而，当初为何做这样的限制，无论就现实原因或参与制宪者的动机来看，都非常复杂，绝不是一个“排斥劳动人民”就能了断的，更不是“偷梁换柱”的臆想所能解释的。
首先，从宪法、选举法这类文件的产生看，民主政治意味着给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一个和平展现力量的平台。无论美国宪法还是法国宪法都是不同政治力量及其利益彼此冲突、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而不是谁一手遮天，蓄意排斥甚至偷梁换柱的产物。例如美国制宪时期，作为美国革命的思想家和领导者的那些人曾形成具贵族倾向的联邦主义者和具平民倾向的反联邦主义者两大派。在费城制宪会议上通过的宪法草案标志着把公共秩序和权力制约放在第一位的联邦主义者的主张占优势，但四年后通过的权利法案则是视公民权利为基本真理的反联邦主义者的胜利。权利法案成为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而补充了费城宪法草案，这本身又表明制宪的过程乃是代表不同政治力量的派别通过斗争就一些重大问题达致共识或妥协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宪法的内容有机会逐步趋于完善。关于选举资格，无论费城通过的宪法草案还是四年后通过的权利法案都未作规定。这个问题乃各州自行立法去解决。[page]
至于喻权域从法国革命后的动荡时期中先后制定的不下十种宪法中挑选出来的1791年宪法，如果根据该宪法具有严格的有限选举制特点而把它作为“排斥”或“偷梁换柱”甚至“背叛”的证据，同样是无稽之谈。因为，这种说法完全无视以下事实。其一，1791年宪法虽然寿命短暂，仅存在三年，但却是欧洲大陆出现的第一部近代宪法。制定这部宪法的国民议会既没有前例可沿，也没有英国下院达五百年的工作经验。而且法国既被邻国包围，又被国内激烈斗争所困扰。国民议会在一种备受干扰的情况下着手制宪。尽管如此，这部宪法仍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因以下成就被公认为忠实表达了《人权宣言》的精神。这就是：它宣布了国民主权原则、分权原则、法治原则，规定了公职经选举产生，并通过取消过去的等级和特权来确立公民的平等。总之，这部宪法在欧洲大陆具有创造性和实验性。其中一些实验性内容后来被废弃了，而另外许多内容，如以上列举的原则却一直保留下来。正是这些保留下来的原则证明，1791年宪法标志着大革命的精神与成就的合法化而绝不是什么对大革命的“背叛”。其二，这部在激烈冲突中产生的宪法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但它的缺陷与其说产生自如喻权域所称的“排斥”、“偷梁换柱”之类老谋深算，毋宁说源自盲目的激情和党派狂热。当时的法国局势给制宪工作提出两大难题：既要对付专制主义，又要防止无政府主义。其时，具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激进主义思潮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国民议会中都占上风，这使得本来就缺乏经验的制宪工作还缺乏冷静和深思熟虑。结果，宪法在防止专制主义上富有成效，但在防止无政府主义方面却很不成功，甚至可以说很失败。例如宪法第五条规定“司法权委任于民选的有一定任期的法官”。这看似美好的制度，但却完全没考虑法官职务的专业特性。决定涉案者有罪或无罪、掌握其生杀大权的法官如果由缺乏必要专业素养的人来担任，犹如让未经专业训练的人行医一样危险。况且，法官民选且任期有限的规定，正如英国著名作家赫·乔·韦力斯所评价的：“这种做法使群众成了一种最后上诉的法庭，而法官，像国民议会的议员一样，必然要设法迎合听众的心理。”〔10〕事实上，法国革命高潮中一些有损大革命声誉的不明智做法与宪法中这些内容是有关系的。相比之下，在当时情势下，严格限制选举权，倒不失为明智的考虑。
关于美国宪法和法国1791年宪法，喻权域如果多了解一些这两个国家制宪时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制宪过程，或者如果具备一些民主政治下如何达成决议(当然包括制定宪法)的常识，而不是把思维圈定在自己受环境局限而形成的某种习惯之中，是不会就当时的选举权限制发出“排斥”、“偷梁换柱”、“背叛”等不负责任的议论的。诚然，蓄意排斥的情况发生过，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南方一些州在十九世纪的立法。但那恰恰是一党彻底失败后，胜利了的政党操纵下的立法。而在多种力量形成张力从而彼此制约的情况下，那种排斥性立法不大可能出现。[page]
现在，该谈谈有限选举权本身了。欧美国家在革命酝酿时期或革命胜利后走向宪政民主之时，无论思想家还是政治家眼中，选举权作为参政权，是与其他共享的公民权相区别的，或者说，一般的公民权利并不包括选举权，而是指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侵害的言论自由、不受歧视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应不问公民在种族、财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一律享有。但参政权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要求持有这种权利的人具备某些条件，使其有能力去运用它。这些条件就构成对选举权或者说对政治参与的限制。
认为政治参与上的限制并不影响公民在普通权利上的平等，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认识。对法国革命的爆发以及对1791年制宪有重大影响的西耶斯就持这看法。而当时的“能动公民”与“被动公民”之区分就肇始于他。在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根本未涉及选举权，可以说也反映了同样的认识。人们担心的是，对于下层民众来说，政治是一个未知领域，在条件不具备时贸然扩大参政范围是危险的。比如，因下层民众人数众多而出现剥夺财产所有者的阶级立法的危险，因无知而被掌权者操纵成为暴政工具的危险，受权力角逐者蛊惑和利用而成为宗派工具的危险，等等。这样的担心，即使在被认为完全信任人民的托马斯·杰斐逊身上也不例外。他在致拉法耶特的信中说：“在还没有准备好的人民那里，自由仍然会变成多数人、少数人或一个人治下的暴政。”他甚至认为，欧洲历次革命失败，原因就在于“城市的乱民”成了实现革命的工具，而他们却“被愚昧、贫穷和罪恶变坏了，无法加以管束，使之采取理性的行动”。把包括当时杰斐逊在内的人的上述看法一概斥为资产阶级偏见，是再轻松不过了，但对于理解历史却没什么用处。事实上，在选举权上附加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条件正是基于以上种种顾虑。美国建国初期，各州都要求选民出示证据，证明在社会上拥有一定财产利益，从而“对社会显示充分依附”。这种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受到了在美国动员和领导了独立战争的那批人的普遍支持，其中，作为美国启蒙运动开创人兼《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富兰克林就是财产限制的重要支持者。
十九世纪的英国，扩大民主基础已提上议事日程。坚决主张普选并以支持妇女参政和照顾劳动阶级著称的约翰·密尔，在其关于议会民主制的经典著作《代议制政府》中论证了为何必须对选举权附加受教育程度和纳税条件。前一条件指至少会做普通的算术运算。密尔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具备“明智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及和他们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利益所必要的最普遍、最根本的条件”。于是，主张普选的他提出：社会应给每个人提供必要的受教育机会，这种机会“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不超过自谋生计的最穷的人所付得起的费用”。如果社会还未履行这项义务，那么，“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举”。至于附加纳税条件的理由，密尔说：“不交税的人，通过他们的投票处置他人的财产，就有可能造成浪费而不会想到节省。”为使纳税这一附加条件同代表制的普遍性一致，他提出：“向最贫穷阶级征收看得见的税。”密尔关于扩大选举权的两大原则——“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举”和“向最贫穷阶级征收看得见的税”——后来被欧美国家普遍采用;这些国家的选举权也正是在这两条原则得到实施的过程中逐步开放的。其间，纵然下层民众的斗争对于开放选举权起了推动作用，但通过普及教育和改革税制所创造的条件也很重要。[page]
写到这里，有两点需要提及。一是以大幅度采用国民投票制为特点的《魏玛宪法》被认为包含了最多的民主因素，是近代宪法的杰作。但它却成了希特勒通向权力顶峰的桥梁。1933年3月5日这个选举日成为希特勒主义的庆祝日，国会选举成了一次拥护希特勒的全民投票。在投向希特勒的一千七百二十万选票中，有三百万是以前未曾参加过投票的人的选票，他们主要是下层民众。而希特勒的上台开始了一个大规模暴力犯罪的时代。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在条件尚不成熟时实行有限选举权或许比普选更理智更负责任。二是关于选举权该不该有限制，即使在当代思想界也并不是一个无争议问题。例如，二十世纪上半叶，赫·乔·韦尔斯在谈到选票与教育的关系时说：“打开从奴役和混乱通向现代理想及自愿合作的国家的道路的不是设立临时投票站，而是建立学校和使人们普遍地能接触到文献、知识和新闻。选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人受到教育之前，他拥有一张选票对他是件无用而危险的事。”〔11〕这实际上是密尔“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举”原则的再现，其间内含着在教育得到普及前选举权应该有限制的思想。而哈耶克在谈到民主扩展的可能性时坦言：“不能简单地认定对民主所做的任何可能的扩展都会对人类有益。”“仅就投票而言，尽可能地扩展民主的可欲性并不是不可争辩的，这一点实际上已为每个人所默认。根据任何民主理论，人们都甚难将普选权的每一可能的扩展视作为一种改善。我们虽说主张成年人的普选权，但事实上，这种普选权有着种种限制……不能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年人都应当享有投票权。”他在为选举权的限制辩护时还提到一种很有意思的“排斥”假设：“如果所有的政府行政人员或所有的公共慈善基金的受益者都被排斥在投票者之外，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民主理想的实现;这种观点不能被认为毫无道理。”〔12〕
退几步说，即使西方过去对选举权的限制真如喻权域所认为的，是在蓄意排斥或者偷梁换柱，但也早已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被逐渐废弃。这说明，以前未获得选举权的那部分公民并未因此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至少，他们通过新闻言论自由与政府之间在发生着某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再说，无论这些国家的选举权是否扩至全民，这一权利在其实施范围是相当真实的。选票的份量使选民的意志对政府及其官员构成带根本性的制约，政府和官员的行事不得不顾及选民的预期反应。所以，比起某些地方那种愚弄人民的“普选”，选举权真实或者说基本真实的有限选举制要强许多倍。因为，它的“候选人”不是由官方批发给民众的。在“候选人”“批发”的情况下，人们只有在上面画圈或者不画圈的份。而且一般说来，人们根本没机会和条件去了解“候选人”，这样投票，连“隔着口袋买猫”都说不上，倒是投弃权票可能算得上最负责最慎重的选择。最后，从民主制度的基础这一角度说，有限选举制无疑是有缺陷的，废弃它乃标志着一种进步，至少对废除选举权上的纳税条件可以作如是观。喻先生拿人家过去的缺陷说事，这种论证方法是没什么意思的。要说过去，百年前的中国，臣下挨了打还得谢主龙恩呢，而且许多人至今不长进，一见到权力就有躬身行礼、吹捧献媚的冲动，对公民权利却视若无物。[page]
必须说明的是，证明历史上西方各国在选举权上实行的限制、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纳税这两方面限制有其合理性，决不意味着如今什么人可以以此作为拒绝国民参与政治的理由。相反，通过对有限选举制的历史考察，从密尔提出的两条原则上倒是获得一个衡量一国执政者对民主政治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这就是：如果真要想使国家走上民主道路，一是应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最需要之处，换句话说，把钱用于提供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教育，尤其要以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义务教育为所有国民的政治参与创造必要条件：作为公民参与政治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素养;二是用看得见的税收增强每个人的税意识，使之产生纳税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公民意识是要在这样的身份认同基础上孕育的。
就喻权域的文章所涉问题进行的辨析到此为止。诚然，他的文章扯出的问题不止我论到的那几方面。比如，在《反驳肖》中再次反对“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时，指斥这是“把政府混同于股份公司了”。这可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喻先生如果愿意去了解一下现代税制的性质和功能，肯定会为这样的类比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