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通法并没有接受单独就精神痛苦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精神损害通常被认为是像人身侵害这样的侵权行为的附属物，没有必要看成是单独的诉因。而法院也不应该对仅仅是精神上遭受痛苦的受害人提供救济。但是如果被告的行为极其残暴，以至于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造成严重的精神上的伤害，那么就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上述侵害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因此，在大量类似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许多法院(包括侵权法重述)都逐渐的承认并接受精神损害可以作为独立的诉因。
20世纪40年代，美国法律学会明确承认心理痛苦赔偿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美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导致心理痛苦(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分为两种，一种是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另一种是过失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Negligent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上的痛苦都应该得到：“精神痛苦是且仅是‘人的状态的一部分。(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任何人当他的财产或金钱受到，或者是应当到手的预期收入忽然没有了的时候，都会造成精神上的不快，这是很正常的。 `完全的心理上的宁静，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Not all mental anguish is compensable： ’[E] Motional distress is
but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
Loss by anyone of property or money， and certainly loss of expected wages， will
normally produce mental anguish. ‘Complete emotional tranquility is seldom attainable
in this world . . .’
(6 Cal.App.4th at 801.) )
根据美国法律学会编辑的《法律重述。侵权行为法》第46节的规定，行为人对其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的行为承担责任。构成精神损害的要件是：第一，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第二，伤害是故意的;第三，实际发生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什么是严重的精神痛苦呢?在Davis v. Gage 一案的判决中，爱达荷州上诉法院认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是指已经被“身体上的伤害”证明，或者有证据表明“原告的日常行为已经因此收到妨碍…或者是他/她的精神上遭受难以承受的打击……”(106 Idaho 735， 741，
682 P.2d 1282，1288 (Ct. App. 1984)。 )
为了获得侵权法上的赔偿，原告必须证明：
1 被告的行为是故意的或者是不记后果的
2 被告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
3 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精神痛苦
4 该痛苦 “十分严重，以至于达到任何合理的人都无法承受的程度。”
(Herrera v. Conner， 111 Idaho 1012， 1023， 729 P.2d 1075， 1086 (Ct. App. 1986)
(quoting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46， comment j (1965))。 See also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Hatfield v. Max Rouse & Sons Northwest，
100 Idaho 840， 606 P.2d 944 (1980)。 )
对于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必须同时有身体上的伤害(physical injury)发生，美国判例法有详细的规定。尽管说被告的行为同时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的证据与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很明显的是身体受到伤害的证据或者是表现并不是主张故意精神损害赔偿所必需的。(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然而在过失精神损害的案件当中，原告必须表明他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伴随着身体上的伤害。也就是说在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领域里，没有“纯粹”的精神痛苦的赔偿，或者说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伤害或者疾病的表现，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是得不到支持的。(See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美国爱达荷州高等法院在Czaplicki v. Gooding Joint School Dist.一案的判词中指出，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必须证明有“身体上的受伤害的症状”，这种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偶尔的想自杀，精神衰弱，性欲减退，疲劳过度，胃痛，没有食欲等等”。(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775 P.2d 640 (1989))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高等法院2001年12月审判了Linda &Dolly v. Clark & Barbara 一案。被告雇佣Ms. Morgan协助他们举办家庭晚会。原告诉称Ms. Morgan在被告家里喝醉了酒，而后驾车引起，致使Edna死亡。作为Edna的遗产管理人，原告要求被告作为肇事者的雇主负责赔偿包括过失精神损害的损失，因为被告对其雇佣的人疏于管理。原告声称，由于她亲眼目睹了自己母亲的死亡，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向被告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诉讼请求是成立的，只要“原告所遭受的损害符合某种客观的医学上的诊断标准并且得到了医学专家的证言证明。”(Corso v. Merrill， 119 N.H. 647，653 (1979))换句话说，“精神上的损害必需要由因此引发的身体疾病的症状来证明”。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没有能够提供专家证言证明她因为目睹母亲的惨死而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他的身体也没有明显的症状能够作为支持他要求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证据，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
从大量的判例当中我们发现，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美国侵权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方式以及举证责任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学习这些经验对我国制定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