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男子惨死他乡
七旬老母获赔11万
名词解释：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政府行为。1995年11月9日，广州市开全国风气之先，成立了全国首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此举标志着中国的法律援助由自发性的民间善举，上升为规范化的政府行为，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自此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了“联姻”。
成立至今，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共承办案件3万多件，为将近19万人的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逾亿元。法律援助的阳光，温暖了困难群众受伤的心灵。冷酷的法律，有大爱。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张强
讲述人：李XX
职业：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法律援助工作者
李XX的身体一直不好，“得了很严重的病”，可从她的脸上，你看不到一丝的不愉快。她说，法律援助这份特殊的工作，让她养成了爱心和耐心。
李XX是广州市法律援助处的“老人”了，早在1995年援助处成立的时候，她就加入了这个团队。那之前，她是一名律师，在广州律师业改制的契机下，她可以选择“下海”开私人律所，可她没这么做。她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13年来，她实实在在地帮困难群众做了许多的好事。
顶着台风，让38名残疾人下半辈子有了保障
跟困难群众打了13年的交道，李XX把法律援助的工作办法总结为“四心”：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没有这‘四心’，不可能把工作做好。”李XX这样总结，也这样做了，最近，她在广州市律协的“20年庆典”上获得了“20年贡献奖”。这个奖项，是一份鼓励，也是一份想念，因为，由于身体原因，将满50岁的她将退出工作一线。她病发后尝试过迅速从病床回归工作岗位，但身体的反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法坚持的，再咬牙也没用。
13年来，李XX对两起案件记忆尤为深刻。
2001年6月11日下午，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律师值班室来了一群情绪激动的残疾人，李XX和同事李小玲热情接待了他们。经过细心的了解，她俩得知：徐某等38名残疾人是海珠区某民政综合厂的职工，几个月前，厂方因为转制面临解体，于是向徐某等38人发出了《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欲解除劳动关系;但在经济补偿方面，却没有按《劳动法》的规定处理，厂方单方面采取了按照残疾职工1991年9月购买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时间起算经济补偿金，而没有按照实际工龄计发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医疗补助费和奖金，并否认38名残疾人1991年9月之前的连续工龄。如此一来，残疾人们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只能拿到约10万元补偿金，还不能享受退休待遇。厂方威逼他们在《同意书》上签名，走投无路的残疾人们想到了法律援助处。
李XX和同事在稳住了38名残疾人的情绪之后，到海珠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那一段时间天气糟糕，台风暴雨不断，她俩经常顶风冒雨四处取证。
经过细致的取证和据理力争，38名残疾人1991年9月之前的连续工龄终于得到了确认!38人获得了35万多元此前未计发的经济补偿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享受退休待遇，拿退休工资，这让徐某等38人感激涕零。
李XX对这起案件抱有非常强烈的成就感：“残疾人是这个社会典型的困难群众，能让他们的下半辈子有了经济保障，我别提有多开心了!”
操劳年半，为素未谋面的贵州丧子老人讨回公道
1999年5月13日凌晨，广州市天河区某治安队队员张某在苏庄村口巡逻时，看见正在徘徊的贵州籍男子吴某“形迹可疑”，便喝令吴某接受检查。群众陈某、钟某、杨某和陈某等人闻讯前去协助张某将吴某带回治安队，但遭到了吴某的拒绝。“软的不吃，就来硬的”，以上人员上前将吴某制服，张某取出手铐让陈某将吴某铐住。其间，除张某外的几人先后对吴某施以拳脚，陈某和杨某还分别用木板和竹棒殴打吴某，终致吴某“因全身受钝器暴力作用，多处软组织损伤、多种器官挫伤而急性失血性、创伤性休克死亡”。由于案件在提起公诉时，检察院未能及时通知被害人吴某的家属，致使被害人家属未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page]
被害人吴某在老家的七旬老母惊闻丧子噩耗，悲痛欲绝，他带着吴某留下的一对幼子，向贵州省福泉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欲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福泉市法律援助中心请求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协助办理该案。最终，广州法律援助处指派李XX承办了该案。
李XX调阅刑事案件材料后认为，事件的起因是治安队队员张某授意其余几人(其中两人当时已获刑)把吴某带回治安队，事发后，他不仅没有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将吴某移送到公安机关审查，反而用手铐铐住吴某，以至于吴某无法防卫最终被殴打致死。张某的行为构成了“提供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权”。她进一步调查发现，天河区兴华街某村委会是该治安队的组建单位，因此，张某当天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村委会应对张某职务行为的过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采纳了李XX的意见，吴某的老母及一对幼子获得了11万元民事赔偿。
这让老人家喜出望外：“我从没见过李XX律师，她竟然帮我讨回了公道!”不久后，她在福泉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的陪同下来广州领取赔偿款，她拿着钱激动地说：“李律师为我们的事操劳了整整一年半，以后我的晚年生活和孩子的生活都有保障了!谢谢法律援助处的大好人!”
讲述人：伍XX
出生年月：1978年4月
职业：广州市政府机关公务员
法律课程何时进中学教科书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好像顺口溜一样，这“十六字方针”最早从初中的政治课本中映入我脑中到现在，算一算竟然也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然而，当时全然不知道它究竟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大的意义，甚至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政治”课本而不是什么“法律”课本中。
法，应该是属于国家的精神范畴。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三十年间无数国人的智慧结晶，诞生了浩瀚如海、林林总总的各类法律条文、规章制度。从数量上看，我国早已经是一个法制国家。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十六字方针”真的已经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每一个角落”了吗?大学四年上过不少的法律课程，可惜的是，如今耳闻目睹的，却经常是对“执法”的批判。在信息传递无孔不入的今天，人们所关注的重心绝不再是今天又制定了什么法律，明天又制定了什么规章。如果连能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都被打上怀疑的问号，我们要一堆沉睡的法律文字做什么?
而今天我更要思考的是，就算不用计算入高考成绩，为什么我们从初中开始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明确规定要开设“法律”这门课程?法制是框架，法治是法制的目的，法的生命力最终应体现在“治”。但归根到底，法的“制”与“治”，法律意识是基础。
法律意识会一夜生成么?从百度上查找“法律意识 从娃娃抓起”，只有区区的6000多条信息，远远低于一个二流明星的关注程度。法的制定者，自然应该有深厚的法律知识，但字面意义上“法治”的实施者，却往往不是法律专家、不是法律的熟悉者甚至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意识，这样的“治”能有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很多人都不能对其完全抱肯定的态度。
因此，如何真正地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是走向法治社会过程中必须无比重视的一个环节。而在目前，这个环节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喊喊口号的阶段。法律意识也绝不应该仅仅是守法，什么时候人们已经习惯敢于对“法”进行审问、评价和解释，直到难以再对“法”的“治”进行挑剔和批判，我想，那就真的是全社会、全体公众都具有法律意识了。而在一个普遍具有法律意识的社会中，法的“制”与“治”，还会是一个难题么?[page]
讲述人：刘XX
身份：受援助外来工家庭成员，伤残退伍军人
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
律师为外来工
讨回52万赔偿
刘XX慈祥地看着7岁的女儿丹丹，两年多前，他失去了妻子，丹丹和她的姐姐、弟弟失去了妈妈。年幼的丹丹对死亡毫无概念，她听说“妈妈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爸爸这么说，法律援助处的叔叔阿姨也这么说，她稀里糊涂地信了。
刘XX是名伤残退伍军人，基本不具备劳动能力，妻子黄XX生前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她在工厂里没日没夜地苦干，为的是养活丈夫和3个在广州上学的子女。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一个女人养五口之家，太不容易了。然而，生活就是这么残酷，2006年10月，这个五口之家失去了顶梁柱：丹丹的妈妈走了。
搭摩的妻子死于牵引车轮下
2006年10月26日，黄XX搭乘一辆摩托车途经白云区106国道龙归南岭村路段。当摩托车从一辆满载碎石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右侧驶过时，摩托车意外地与另一侧的一辆无号牌自行车发生相撞，摩托车失去平衡向左侧倒地，黄XX不幸被牵引车的右侧后轮卷入，当场死亡。大难不死的摩的“的哥”慌忙逃逸。
刘XX得知噩耗后急忙赶到现场，妻子的惨相不堪入目：除了一截手臂，全身几乎无完整的部位。他陷入了半晕厥状态，一名到场采访的记者在安慰他时说的一句话，改变了这个家庭今后的生活。这名记者建议他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求助，并告知了详细地址。
律师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
事发后，交警部门开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刘XX一家相当不利：事故是由摩托车与自行车相撞而引起的，逃逸了的摩的“的哥”应负全部责任。但事实上，肇事摩的不仅是无牌车，而且“的哥”事发后逃逸了，刘XX又该跟谁讨说法、要赔偿去?
在刘XX找到法律援助处后的第四天，他的案件就被正式受理了。法律援助处指派了有着丰富经验的王静律师负责承办。
经过法律援助处工作人员和王静律师的集体讨论和调查取证，他们终于艰难地发现了扭转局面的关键：牵引车在事故中存在超载等过错。法律援助处指导王静律师，果断地向法院提出推翻交警部门认定结论的诉求，要求法院客观地认定牵引车车主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
王静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最后律师意见被法院全部采纳，一个多月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由牵引车车主和某保险公司，赔偿6名原告(死者的丈夫、3名子女及父母)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2万余元。(注：牵引车车主此前购买了交通事故险。)
三个孩子生活有了保障
法律援助工作者将近两年的努力，换来了52万余元的赔偿，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刘XX说：“3个孩子的生活有保障了，至少有钱供他们上学了。不然以我的情况，又该如何供养他们?”
刘XX对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感激至深，以至于他“无法用言语描述”，刚一开口，双眼就湿润了。在平静了情绪之后，他对记者说：“总共开了五次庭，法律援助处的领导每次都到场旁听。他们把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样。法律援助，给了我和孩子们活下去的希望。”
中国首例“民告官”
被告县长主动与原告握手
“民告官”，别紧张
30年来，中国从“权力”时代转向“权利”时代的一大表征是：“民告官”不再是稀奇的事情。旧中国，“民告官”的成功概率完全取决于能否撞上传说中狄仁杰式的大清官;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历次政治斗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民告官”流变为下属“揭发”上级思想的太“左”或太“右”，多是揭人隐私、存心整人，与法律无关。[page]
直至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中国的老百姓们才有了一条规范的、体制内的、制度性的“民告官”的通道。
新中国法律意义上的首例“民告官”发生在1988年，当时《行政诉讼法》还未颁布，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再一次充当了创新急先锋的光荣角色，温州苍南县农民包郑照以民事诉讼的方式状告县政府。
“前卫”温州农民告县政府
1985年，温州市苍南县农民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建造了三间三层的楼房。1987年7月4日，县里以包家的房子建在防洪堤上为由，将包家已经竣工落成的楼房炸去了1米多。
1987年7月15日，包郑照分别向苍南县人民法院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县政府，要求经济赔偿。由于当时还没有《行政诉讼法》，两级法院均未受理。
1988年2月，经过代理人和当事人的多方努力，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温州中院受理此案。8月25日，有上千个座位的苍南电影院被改成了法院。庭审结束后，法院经实地调查取证，认为包郑照的房屋盖在海堤闸坝的区域内，影响了防洪，其有关建房手续未经水利主管部门同意，属手续不全。苍南县政府对其强行拆除，是有法律依据的。3天后，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同年12月，浙江省高院终审维持原判。
案件虽然以原告的败诉了结，但包郑照大胆、前卫的诉讼行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间“民告官”意识的发育。1989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一般认为，这起发生在温州的“民告官”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部重要法律的出台。
县长被告席上听法官问话
这起案件的另一特别之处在于县长黄XX亲自到庭，并站到被告席上听候法官问话。“县长当被告”，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极大地挑战了官员的心理底线：“万一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上有个闪失，受损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政治前途，而且‘直接影响到一级党委、政府今后的威望’。”当时，县委、县政府曾就黄XX应不应该出庭的事进行过两次激烈的讨论，与会者80%表示不同意，但黄XX执意要去。
庭审结束后，黄XX还主动走到原告席前与包郑照亲切握手，包郑照显然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赶忙拘谨地伸出左手，最终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媒体纷纷拍照定格住了这历史性的一刻。从照片上看，黄XX用他的微笑向包郑照传达了一个明晰的友好信号：政府依法接受诉讼，你不必有后顾之忧。照片的这一细节，对当时的民间触动尤为巨大。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是那场官司最大的意义。”若干年后，时任县长黄XX谈及此案时说。事实上，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一把手出庭”在行政诉讼中仍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