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查验公民身份证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是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是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是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是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五是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这里，使人搞不清的是“一是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和“五是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下面详细讨论。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刑事立案人在侦查阶段，称为“犯罪嫌疑人”；同理，“违法嫌疑”也要有证据涉嫌违法，处于立案调查之中。实践中，公安机关对“嫌疑”两字往往作简单主观化解释，认为在任何场合看到形迹可疑人员，就可以扣上“嫌疑”帽子，人为扩大公安执法权限。“有违法犯罪嫌疑”决不是主观臆断的，必须有客观事实存在。否则，公安机关对任何人都可以“有违法犯罪嫌疑”为由，滥用权力查验公民身份证，侵犯公民人权。
“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虽然是兜底条款，但决不是随意的。首先，要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否则就是违法查验。遵循警察行使权力先出示执法证件的法理，警察根据“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时，先要向公民告知具体的法律条款（就像“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决不是一句废话而是至关重要一样），而不是把乱七八糟的查验身份证行为都以此为由，稀里糊涂地往里装。告知相关法律规定，也有助于警察加强法治意识，克服恃权任性的惯有作风。
尽管公安机关认为，公民如果认为民警执法不规范，可以向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10投诉，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但那毕竟是事后救济，而且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效果甚微，像“记者拨打了110电话报警，110接线员告知记者如果报警的话，负责出警的还是内陆港派出所”的笑话，特别是行政诉讼，耗费了公民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见得正义公平。防患于未然，让权利抗衡权力，尽量从源头杜绝违法公安机关违法查验公民身份证的行为，才是对人民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居民身份证作为一张小小的卡片，承载的是一个公民的宪法身份和权利。随意检查身份证，归根到底是对宪法的粗暴践踏，是对公民权利的公然藐视，是对人身自由的横加干涉。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在维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障，随意牺牲公民权利，还奢谈什么“公共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