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诉讼中的证人和鉴定人概念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证人提供证言，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接受诉讼当事人、法庭的询问，有利于法庭查清案件事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是诉讼法律上的一项义务，亦是对国家的义务。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证人、鉴定人履行作证或接受询问的义务应与其享有的权利相适应。证人、鉴定人出庭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甚至涉及到他们的亲属。证人、鉴定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到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作证、接受询问的积极性，同时，还会影响到其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因此，证人、鉴定人在进入诉讼之后，应得到特殊的保护。
《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六)项规定，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进行打击报复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仅此一项规定不能充分体现全面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应在此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上健全对证人、鉴定人的保护力度。在保护范围上，不仅要保护证人、鉴定人的身体权不受侵犯，而且要保护证人、鉴定人的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以及相关财产权益不受侵犯;在保护对象上，不仅要保护证人、鉴定人本人，而且还要保护证人、鉴定人的亲属，如父母、子女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因此，法院亦应对证人、鉴定人的近亲属的姓名、住址等情况进行保密。
实践中，一些基层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人员，由于对证人、鉴定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没有采取保密措施，客观上为当事人骚扰或者打击证人等提供了便利，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二、行政诉讼鉴定人和证人的区别
鉴定人和证人有以下区别，主要表现在：
(1)在资格要件上，鉴定人有严格的资格要求，必须具备相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而证人的资格要件正如前所述，只要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正确表达的能力，即使证人有生理缺陷和精神缺陷或者年幼，均可出庭作证;
(2)在可否替代上，证人是就其亲身感受的案件事实向法庭作证的人，因此证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证人是由案件事实本身决定的，既不能由法院指派或聘任，亦不能随意替换，而鉴定人并非由案件事实所决定，其从事鉴定活动是受法院指派或聘请，因此，鉴定人是可以替换的;
(3)在能否回避上，证人不得以与案件处理结果之间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回避，而鉴定人必须执行回避的规定;
(4)在询问规则上，对证人的询问应遵循个别和隔离的原则，证人不能了解案情，不能询问，而鉴定人可以询问证人，了解案情，对疑难复杂情况，可以询问多个证人，了解案情，对疑难复杂情况，可以由多个鉴定人相互商量形成最终的鉴定结论;
(5)在发表的意见上，证人只能就其所知悉的案件事实陈述意见，而不能发表自己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和意见。但是鉴定人作为专家不受此项意见规则的限制;
(6)在出庭义务上，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普遍性的诉讼义务，一般不能拒绝，而鉴定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拒绝接受法庭的指派或聘请，可以不出庭接受质证而只提供书面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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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的保护程序：
证人申请及责任机关依职权主动采取保护，是进入证人保护的第一道程序。证人的申请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因为在某些时候由于情况危急，要求证人提供书面申请是不合实际的。所以证人的口头申请保护同样可以启动保护程序，但责任机关应做好相关记载备查;责任机关依职权主动采取保护必然启动保护程序，在某些时候，由于证人本身并未意识到危险的到来，但责任机关却在诉讼活动中发现了针对证人的业已存在的危险，如果责任机关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这种危险就会演变成灾难的事实，其后果应当由责任机关来承担。在保护程序启动后，责任机关应当针对具体的案情采取保护措施、实施保护行为，直到危险消除。
由于“庇护、营救、亲友、友情、报恩、贪利、情面、献媚、完全需要、报复、同情、利害关系”等多方面的原因，在诉讼中，伪证现象层出不穷，这些伪证常常搞得法官头昏脑胀。那么，对这些伪证证人在受到“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肘，他是否有权向保护机关提出申请并得到保护呢?作为伪证很显然是违法行为，当然最好让这些作伪证的人在被“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时受到教训并促使其反思，但问题是在诉讼还没有开始或正在诉讼中，所有的证据还没有通过法庭的认证，如何去判断这个证据是伪证?因此，在证人未被判定作了伪证之前，同样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将会导致关键证据的流失，导致负有责任的保护机关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但伪证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对伪证证人的法律保护，一是只能局限在诉讼终结前，而不能享有事后被保护的权利，同时在其伪证行为被确认后，还应当根据其所造成的后果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