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物警察权”学理上早已有之，但是“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其本质是城市公物警察权的相对集中”这一论断，到目前为止的资料，尚可以认为本人是第一个指出来的。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城市管理领域推行以来，一直是叫好声和质疑声相交织。赞成者多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等诸多方面加以论证。而反对者则从其合法性和效益、效果出发，甚至要叫停相对集中执法。这些观点虽然不能说是三纸无驴，离题万里，起码是没有抓住这一制度的本质合理性。
警察国家向福利国家、给付国家的转型，导致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以行政给付手段为人民服务，公物即是其中一种。至少是目前，其中由行政机关提供和管理的公物还占很大一部分，而且地位日益重要。向在我看来，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执法，是其物质基础就是城市中公物(含，但是不限于公共设施)的相对集中。而这些公物上天然附随的公物警察权，在性质上相同，在执法程序上相近，但由于立法时的不尽科学，分散授予不同机关。在城市中相对集中这些公物警察权，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这些不科学立法的纠正。
当前城市公物警察权的相对集中存在者几种复杂情形：一是刚才提到立法分配时的分散和不科学;二是一种公物存在多种公物警察权的竞合，甚至其他警察权与公物警察权竞合;三是存在其他行政权与公物警察权的竞合;四是部分城市公物警察权还并没有集中到执法局;五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给公安机关保留了一部分公物警察权，主要是兜底性的和拘留的情况;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对于公物的特别使用许可制度尚没有成熟研究和建立，这导致很多以“未经许可”或者“擅自”为构成要件的处罚范围极度夸大，导致缺乏可执行性。
也许相对集中制度的设计者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但是为什么相对集中执法首先会在城市管理领域得以推行呢?这一问题足以发人深省。要研究公物警察权，尤其是研究城市公物警察权，特别是城管相对集中来的城市公物警察权，必须对实证法进行一定的分析，然后发现，所有法规一一贯之客体，仍然是城市行政公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