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6日6时许，被告人张某在贵港开往大圩的公交车上，将手伸进一名穿红外套女乘客的口袋内想盗窃其财物，被该乘客的同伴发现而未得逞;而后张某又向另一名女乘客实施盗窃，刚将手伸进挎包内时就被周围乘客发现，车上的乘客即对其进行抓捕。见到有乘客想对其抓捕，张某便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威胁上前抓捕的乘客，当匕首被一名乘客夺走后，其又抽出一把弹簧刀继续威胁上前抓捕的乘客，并将乘客李某的右手指刺伤，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之后，众乘客将张某抓获并扭送大圩派出所。
【异议】
第一：在盗窃未遂的情况下，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的，是否转化为抢劫罪?
第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未遂的情况下，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的，是否应当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评析】
在盗窃未遂的情况下，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情节严重的，构成抢劫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当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而非具体罪名。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根据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批复》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处罚。”司法解释明确将这里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解释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
如果要求成立转化型抢劫罪必须以行为人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为前提条件，必然会使大量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法处理。如本案中，被告人张伟在行驶中的公交车车上盗窃，被发现后为抗拒抓捕又持凶器行凶，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还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使广大乘客对乘坐公交车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行为本身足以反映了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如果要求以成立盗窃罪作为构成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则由于盗窃罪以盗窃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而本案没有盗窃到具体财物，盗窃数额无法确定，对抓捕人的伤害也没有达到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程度，那么本案就难以按照犯罪处理。这显然与本案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法律规定不相符合。
如上所述，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因此，只要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行为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就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盗窃是否既遂不影响抢劫罪的成立。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转化为抢劫罪后，应当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盗窃转化为抢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行为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否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不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条件。对于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当场使用暴力的，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没有违背抢劫加重犯的构成理论，也没有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同时，由于公共交通工具是绝大多数公民的主要出行方式，也是国家鼓励的出行方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并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不仅使公民对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还易引起社会的恐慌心理，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该行为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综上，张伟在公交车上实施盗窃是因被他人发现而盗窃未得逞，不是张伟自动放弃犯罪行为;在被乘客发现后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弹簧刀威胁乘客，且在抗拒抓捕的过程中将一名旅客刺伤，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发生转化，应认定为抢劫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