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因在禁止停车的地点停放机动车，被交通警察(简称交警)当场处罚款200元。王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交警没有权力可以当场对其作出200元的处罚。
对于该起案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交警对个人作出当场处罚的罚款限额只能是50元。200元的罚款不可以当场作出。另一种意见认为，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及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简称《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警可以当场作出200元罚款的处罚。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从规定来看，《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公民可以作出当场罚款处罚的上限是50元，而《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则可以是200元。两者是冲突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对于法律规范的适用，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各法律规范的位阶。从立法主体上，《行政处罚法》和《交通安全法》都属于法律，《行政处罚法》是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而《交通安全法》则是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虽然都是法律，但仍然存在一个基本法律和法律的问题，如果存在不一致，应当适用前者。其次，从两部法律的性质和内容上来说，《行政处罚法》规定国家行政权力主体行使行政处罚等公权力时应当遵守的程序性法律，具有同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一样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其内容也多是程序性的，《交通安全法》属于就道路交通管理方面作出的包括实体和程序性方面的法律规定，其只对某个方面产生法律效力。依据《交通安全法》作出的处罚仍然属于行政处罚，不能脱离《行政处罚法》所确定的行政处罚的范畴和程序性、实体性规定，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特别法或新法。如果允许这样的随意变化，那就行政处罚方面，立法机构可以制定出多部突破《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律来，因为我国仍然是一个以行政权力的行使为主的社会。就公安部门的管理来说，既然交警的处罚可以突破规定，治安、消防也可以这么做。公安部门可以这么做了，工商、税务、卫生当然也可以这么做。那还需要《行政处罚法》吗?其实如果想要突破规定也可以，应该修改《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即增加一段内容“法律规定的除外”，这样就不存在问题了。在目前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仍然还应当遵守现行的规定。建议有关部门修改《行政处罚法》或者《交通安全法》，否则不光是老百姓不能正确理解规定，即使是法律工作者也将是难以适用，也有损法律统一性和严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