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有关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的条文主要有两条，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3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第62条。《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继承法意见》第62条规定：“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
从上述条文内容来看，我国《继承法》及其适用意见关注的重点在于债务应否清偿、由谁清偿、清偿的范围问题，而对于审判实践中所关注的重点，包括清偿债务与遗产分割的时间顺序、清偿保障制度、清偿责任形式等问题均未涉猎。法律规范不健全、法律制度缺位，导致审判实践中遇到以下问题：
(一)事实要点不清，审理难
案件的审理过程，即是对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进行前提批判进而得出结论、分配法律责任的过程。存在明确的、可供“批判”的前提，才能形成清晰的审理思路。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的制度不完善，导致审判所依赖的规范前提不明确，审判中对要点的把握无统一尺度。以遗产分割情况是否应在审判中查明为例，遗产分割前后，遗产的所有权人不同，遗产分割，使得所有继承人共有遗产的状态打破，遗产分归各继承人分别所有，清偿债务的责任主体由所有继承人变为实际继承遗产的继承人。可见，遗产分割的情况对清偿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的影响，应当作为案件审理的要点之一，类似的问题还包括被继承人债务的认定、遗产的实际状况等，对案件的裁判结果都有重要的影响，但就案例来看，审判实践中并非均对上述问题进行审理。
(二)责任形式不明，裁判难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责任有三种立法例：先清偿债务后分割遗产的共同责任主义或称连带责任主义，即共同清偿方式，继承人根据其应继份额，分配债务清偿过后的剩余遗产，债权人可向共同继承人中的任何一人请求清偿全部债务;先分割遗产后清偿债务的分割责任主义，即分别清偿方式，继承人首先按照应继份额分割遗产，同时分摊债务，然后由各继承人根据自己的分摊额向债权人清偿;折中主义，即介于上述立法例之间，债权人主张清偿债权在遗产分割前的，适用共同责任主义或连带责任主义，主张在遗产分割后的，适用分割责任主义。
无论采取上述哪种立法例，均在立法中有明确规定，司法裁判也有章可循。而我国立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有些案件中的裁判结果只要求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清偿债务，未明确责任形式，每一责任人应当承担多少清偿责任，责任人之间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审判实践中做法不一。
(三)裁判流于形式，执行难
既无法律的明文规定，亦无司法实务统一的指导性意见，实践中常见对遗产状况、遗产分割情况等内容并不审查、对被继承人的个人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不加区分的情况，笼统要求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清偿债务，且有共同债务的场合，要求共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此裁判，在继承人自愿履行债务清偿义务的情况下无太大争议。若进入执行程序，凭借这一句话的判决如何执行?无异于形式上裁判了，实质上的问题没有审查，执行没有确切的依据，等于将审判程序中的问题推给了执行程序，而上述问题又是在执行中无法解决的，从而导致该类型纠纷的裁判流于形式，执行难度大。
被继承人的债务应当在其遗产范围内进行清偿。债权人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债权保护、清偿债务，在其证据证明力足以支撑其诉请时，应当裁判支持诉请。然在被继承人遗产资不抵债情形下如何裁判执行?被继承人可能存在多项债务，当债务总额超过遗产时，同一顺序的债权应当按照比例予以清偿。若有通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已获清偿后，另有债权人起诉且被继承人剩余的遗产不足以清偿后起诉之债，后起诉的清偿之诉应当仅以遗产余额还是以应保护的债权总额作为裁判依据?若是前者，则后起诉的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且违背了同等债权按比例清偿的债务清偿原则;若是后者，则先起诉并已经执行而受清偿的债权人获得的利益中有部分当属不当得利，是否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裁定执行回转或者经不当得利之诉要求其返还超过其所应得利益的部分，从而使后起诉的债权人按照比例获得债务清偿?若采取执行回转或不当得利之诉的形式，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时间限制，否则会陷入一个循环执行或诉讼的怪圈，司法权威无从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