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届政府产生了。化解国内金融业的风险、化解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成了新的一届政府来最为重要的任务。对于国内银行所存在的巨大的不良贷款，不仅国内政府十分关注，而且就是外国许多机构也是紧追不舍。如英国《金融时报》、高盛公司、穆迪公司、法国里昂证券等国外各机构同时发表了对中国银行业的研究报告，而这些报告都明确地指出了目前中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巨大风险，认为如果国内银行业巨大的潜在风险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导致巨大的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把中国改革开放几十来的成果者吞没掉。
当然，对于国内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以往的政府不仅一直密切关注，而且也采取了相应综合解决方案。如从1999年起以债转股的方式将一部分不良贷款以其账面价值(1.4万亿元)四大国有银行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并要求四大国有银行从2001年起，每年不良贷款率下降2-3%，5年内使得不良贷款降至大约15%。政府并出台新法规，允许注销不良贷款的金额高达利润的100%。这就是国内处理不良贷款的状况。
这种不良贷款的处理方式，其优点在于，巨大的不良贷款从银行中剥离出来明显地减轻了银行的负担，也使银行对既有不良贷款承担起责任，从而为银行规范管理及改善业绩创造条件。同时，由于剥离后出现的不良贷款要由银行自己承担，从而也就减少了国家对此类债务的财政责任。但是，这种解决方案是建立以下假定基础上：一是剥离出来的巨大的不良贷款能够有效地处理;二是国有银行的运作机制得到改善，从而新的不良贷款不增加或增加的比例较小;三是国家经济能够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些假定是十分令人质疑的。
把巨大的不良贷款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这是多个国家处理不良贷款的有效方式，但其前提是有完善的金融市场及运作机制，可是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资金的运作及市场的准入完全是在政府管制下。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产既无法由市场来定价，也无法由市场来分散风险，这样，既无法有效的处理不良贷款，也让国有银行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尽管通过早几年的债转股转移了一万四千亿元不良贷款，但银行系统中现有的不良贷款仍然数额巨大，约占GDP的30%。由于国有银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无法形成，银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有效经营模式也就无法确立，这就意味着新的不良贷款仍然会不断地再产生。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有银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无法形成，因此，对不良贷款处理的压力不是出自于银行内部盈利要求，而是来自中央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为了完成央行所提出的明确目标，在预计到贷款存在风险时，只会不愿贷款即所称的“惜贷”现象出现。而在银行“惜贷”的同时，存款还在源源不断地进来。在这种情况下，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存款与贷款的平衡机制也就失去了基础。
也就是说，面对央行明确提出的不良贷款处置目标，银行只会更加不愿贷款，转而持有国债。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国有银行正在采取的经营模式，从而导致整个经济领域的信贷紧缩。自1998年以来，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包括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每年上升61.6%，而每年对于企业的贷款仅上升10.4%。另外，对企业贷款在总贷款当中所占的比率也从1997年的85%下降到2001年的72%。在过去的5年中，金融机构的各类投资占资产增长的26.5%，但大部分购买国库券。5年前定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0%，但从那时起，定期贷款已占贷款增长额的59%。多数定期贷款银行直接购买国库券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贷款给参与政府发起的工程公司及参与基础设施类的工程的大型国企。也就是说，近期的信贷增长完全是政府支出增长驱动的。
如果从识别风险的角度说，对国有企业贷款整体水平的降低也也许是减少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好迹象，因为国有银行已经开始区分企业的风险状况，其结果是银行切断对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企业的贷款，这样将有利于减少未来不良贷款。事实上，如果国有银行真正有能力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鉴别企业风险，这应该看做是国有银行经营管理的改进。不过，已有的一些信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那些有盈利的和大型企业才能获得贷款，而大多数企业却受着银行紧缩贷款的影响。例如，2000年江苏省有130家企业获得银行新增贷款的45.3%，而该省另有38?418家企业的银行贷款却被缩减。另外，从银行贷款的地区分布来看，而存在极度失衡的状况。新增贷款越来越向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集中，而那些边远的、经济落后的地区则存在着银行贷款的全面收缩。一个省的情况是这样，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关的信贷调查结果显示，银行贷款向大型和高盈利企业、上市公司和大中城市及地区倾斜，而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的广大的中小型企业、农业、中小城市以及整个农村地区却受到银行紧缩贷款的严重影响。这就是目前国内中小银行贷款难的问题的根源。而银行贷款的明显紧缩可能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放慢。
而且目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方式还难以对银行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评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银行不良贷款周期性的原因和结构性的原因区分开是很困难的，这样，如果银行经营不好，经营者就会把其结果归结于遗留的不良贷款问题，从而也弱化了经营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的动机。
还有，我们以上的讨论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一定会持续高速增长的假定上的。不过，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那样，国内近年来的信贷高速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增长政府开支，增长与政府相关的基础建设上的。现在我们要问题的是，这样一种增长模式能够持久吗?特别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信贷在支持国内投资和宏观经济活动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因此银行信贷任何紧缩都直接影响到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而任何时候的宏观经济停滞或经济增长放缓，都会导致现有的企业出现亏损，都将导致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也就说，如果银行系统激励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信贷紧缩就一定会越来越严重。而信贷紧缩一定会减缓经济增长之速度，甚至于把经济推向停滞状态，使宏观经济更加脆弱。日本现在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是不能仅靠增长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根据2001年的Bankscope数据资料，可计算出从1996年1999年间资产的平均加权回报率为0.73%。由于平均加权净贷款与资产的比率为61.2%，贷款的平均回报率则为1.19%。在现有的激励机制下，假设所有利润全部用于注销不良贷款，那么，四家国有银行要用9-13年的时间才能将不良贷款减到15%，而要将其降到5%则需要13-17年。这一计算过程中使用的是四家国有银行公开的不良贷款的下限值。如果取一个较高的不良贷款数据，比如40%，那么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
既然仅依靠经济方式来降低不良贷款所花费的时间极长，那么可以另觅他途。比如不良贷款剥离、国家财政的注资等。这样就把问题转化为：快速处置不良贷款问题会威胁中国财政的持续性吗?比如说通过发行国债对国有银行进行重新注资的方式，但这必须保证不危及中国财政的持续性。有人就认为如果每年不高于6%的实际利率发行占国内生产总值40%的额外债券给快速处置不良贷款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经济继续以平均7%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中国确实能够保持其财政的持续性。当然，要持续这样做也是十分困难的。
有人也认为可以借鉴智利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即央行或财政部可以发行保值债券，然后使用所筹资金向国有银行收购所有不良贷款。而即使在所有权多元化之后，银行仍然不能脱此干系，应当要求银行限期按面值加利息回购这些不良贷款。这种通过银行部门未来利润对债务支付证券化的方法不会对财政的持续稳定性造成过大压力。
一旦不良贷款被清除，银行发行股票的可能性就可提高，从而可能筹集新的资金。在些过程中，由于对银行定价产生的确定性太多已经消失，国有商业银行所有权的多元化可以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下实现。而完善的银行治理机制形成，国家对银行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但其影响或对银行的干预则会减少。
这些解决不良贷款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它会大幅度提高债务/GDP比率，并由此在短时间内提高偿债费用，造成高的财政赤字，并且可能破坏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如果不通过产权多元化和谨慎管理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对银行的重新注资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可能使得不良贷款问题越来越严重。
总之，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被人们看做是国内金融市场最大风险，但化解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并非只是华山一条路，而是应该根据各家银行的实际情况寻找一种更适应的办法。以往那千遍一法的模式可能不是目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基本之道。同时，无论是采取哪一种方式，都必须建立以下两个前提上，一是国有银行的产权多元化，二是金融市场有效的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这样才能够保证完善的银行治理结构建立，新的不良贷款不会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