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有没有生命健康权?在执行死刑之前，如果死刑犯出现急病重症，到底需不需要救治?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庸人自扰，而是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早在2002年4月23日，媒体就刊登了一则题为《一审被判死刑还该不该重金抢救》的报道:被告人因犯抢劫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上诉期间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垂危，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看守所将其送往医院紧急救治，并承担了数万元医疗费用。当时，此案引起激烈争论，很多人认为这是在作秀，不应该浪费国家有限的财力去救治一个死刑犯。
对被告人救治存在一个重要的功利性理由，那便是如果死刑犯在终审中罪不至死，那么不救治便造成了罪不至死的被告人提前死亡的后果。为了防范这一后果，救治变得正当且必要。事实上，他们还不是真正的死刑犯——真正的死刑犯是在死刑判决生效以后。在经过终审甚至核准之后，死刑犯的“生命健康权”还有什么理由值得保障呢?
首先需要厘清:死刑犯究竟有没有所谓的生命健康权?依据“公民权利法律加以限制才能视为剥夺”的原理，判决明确剥夺的权利，死刑犯即不再享有;但法律没有剥夺、判决也没有剥夺的权利仍然享有。同时，监狱法第7条第1款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很明显，这里的罪犯包括行刑前的死刑犯，在羁押期间，监管机关有义务保护其生命健康与人身安全。在对死刑犯依法执行死刑之前，监管机关对其疾病应该积极治疗，不能因为其最终被执行死刑，而让其因疾病提前结束生命。因此对死刑犯而言，事先医治疾病，然后依法执行死刑，这才是法律的确证。因为任何人犯罪后，应当受到的是法律制裁，而不是生理灾害的报应。
生命健康权属于人格权，一般依附于生命之上。死刑恰恰是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辨析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区分死刑执行的时刻，死刑犯被最高法核准后，司法机关最后确定的行刑时刻便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只要在执行死刑的时刻尚未到来之前，生命仍然存在，生命健康权就仍然具有生命基础。死刑犯虽然被判处死刑，但从法律角度看，剥夺的是他们的生命权及政治权利，在执行死刑前仍然享有生命的权利和基本人格权。从形式法治的意义出发，司法机关在接到死刑核准通知后，对死刑执行时刻的确定，意味着给死刑犯其他权利划定了终结的时间表。
接下来要讨论的便是:用公众资源去救治一个已经注定无法挽回的生命，是不是值得?这便进入到道德合法性的论证层面。从单纯的利益考量分析，花费数万元甚至更多的公共财政救治一个死刑犯，与将这些钱用于其他社会救助领域相比，无疑显得“不值得”;但从生命伦理分析，这种对死刑犯的救治，恰恰是人类尊重生命的公共德性要求。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必然会反向推导出更多违背伦理的结论，比如可以对死刑犯的人身安全不加妥善照料，可以不为死刑犯提供充足的饮食保障……在确立人们将死刑犯视作“人”的道德观念上，再大的公共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它会将我们导向更大的善。
讨论死刑犯生命健康权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法治必须体现出一种泾渭分明的思维方式，执行死刑的时刻具有法律意义，它乃是唯一合法终结一个人生命的时刻，除此之外，任何时候的生命终结都意味着执法部门对死刑犯人权的保护不力。这种理念的播种，皆由死刑犯权利的对待而更加推动社会法治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