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要素的聚集是满足市镇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乡村城市化的表现就是农民身份的市民化，就业方向的非农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居住和生产生活范围的非农村化。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有着强烈的内驱动力，这种转移的过程就表现为今天的小城镇建设，以及与小城镇建设相适应的农村居住地的相对集中。
一、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农民集中居住成为可能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种居住方式：游牧方式、农业村落和市镇。人类居住方式的选择与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是分不开的。在当今的中国农村，农民的生产活动有了新的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出现了很大一部分不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而生活的兼业农户。农民兼业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遍现象，越是在转型中走在前列的农村，其兼业化程度越高，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以非农为主的兼业率会不断上升。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兼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经济发展导致农民分化，使许多农户由专门务农的纯农户变成亦农亦工(商)的兼业户，从而使农民的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农民兼业化水平的提高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见表
不同经济水平农村的农民兼 ≤1500元(1137) 14 45.5 31.4 1500-2000元(1816) 10 55.1 35.9 2000-2500(2258) 8 67.2 43.5 >2500元(3038) 10 73.9 30.4 合计 42 58.7 34.5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兼业率Ⅱ(%) ≤1500元(1137) 14.1 1500-2000元(1816) 19.2 2000-2500(2258) 23.7 >2500元(3038) 43.5 合计 24.2
说明：括号内为组均值。兼业户Ⅰ指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兼业户Ⅱ指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户。
从表看，现阶段的农民兼业化程度与农村经济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兼业化程度随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进一步考察发现，兼业率Ⅰ与兼业率Ⅱ的走势有所分化。结论是：兼业率在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加速增长，兼业户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明显比纯农户高;兼业Ⅱ又明显比兼业Ⅰ高。
不同类型农户的纯收入水平及来源 单位：元
农户类型 人均纯收入 人均农业纯收入 人均非农业收入[page]
纯农户 1710 1710
兼业户 2243 1021 1222
兼业Ⅰ 2027 1178 849
兼业Ⅱ 2546 800 1745
兼业户的收入构成是：非农业收入的比重为54.3%，超过了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兼业户Ⅱ的非农业收入比重占到了69%。〔1〕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兼业率将逐渐提高，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将越来越高。这种趋势表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最终将分离出很大一部分不依赖于农业收入而生活的农民。这部分正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工商业的农户大多仍然生活在原居住地，这种分散的居住方式使得他们的经营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使他们的发展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改善自己的经营条件，改变家庭的生活环境，一部分不依赖于土地、不依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户迁出农业村落，到城市或市镇居住就成为可能。
二、农村居住地的适当集中是农业产业化建设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的必然结果
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必须同步发展，否则，将带来一系列矛盾，阻碍整个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和相应的就业结构将发生规律性的演变。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农业将发生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要实现产业转移，而且要实现空间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过程表现为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空间转移过程则表现为城镇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规律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是产业内容与空间载体的关系，两者相互联结与依存。首先，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城镇化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动力。一方面，产业化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不仅提供农村小城镇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原料、资金、市场和食物，而且游离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产业化引起人口和产业的相对集中，产生显著的空间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这正是农村产业化引起农村小城镇兴起的内在经济原因。此外，由农业产业化引发的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等因素也会对农村城镇化起推动作用。其次，农村小城镇是农业产业化的空间载体和依托。农村城镇化表现为非农产业和离农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是第二、三产业的聚集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人口集中过程和城市生活方式不断扩大过程的统一。小城镇既是农业产业化的直接产物，又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空间组织形式。工业区别于农业的地方首先在于它具有外部效应。工业及其他非农业活动需要聚集，需要能源、交通、通讯、金融、供水、供电、排污、仓储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支持，要求相对集中、连片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必须依托于小城镇，小城镇是农业产业化的“摇篮”。[page]
可见，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规律，要求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同步实施，相互促进。这就是产业化与城镇化联动的客观依据。从长远来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非农产业发展必须走相对集中的道路，由“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镇)”的模式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镇)”的模式转变。这部分在市镇走居的农民加速了农业村落向市镇集中的过程。在市镇，交通、通讯、卫生、文化、生活等各种设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成本，提高公用事业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这种各种生活设施的便利，也是推动农业村落向市镇聚集的内在动力。
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是农村居住地相对集中的重要依托。
乡镇企业曾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中立下汗马功劳，几近容纳了30%的农业转移人口。但因受初期“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劳动力转移思路的制约和影响，乡镇企业的布局十分分散，地区布局极不合理。我国现有的乡镇企业，80%分布在自然村，12%分布在农村集镇，7 %分布在建制镇，1%分布在县级及县以上的市镇。 乡镇企业的过分分散，使其丧失了许多应有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其就业容量也不断下降。在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每年新增就业容量为1000万人，到了90年代却迅速下降至每年600万人。同时，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 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也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持。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出现了发展紊乱、生态失衡(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失衡)、后劲乏力等难题，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力和吸引力不断减弱。据研究，只要能使现有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度集中，通过关联产业的乘数效应，则可使现有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就业容量扩大30～50%。
我国小城镇19000多个，农村乡镇43100多个，乡镇企业233.6 万个，其中非农乡镇企业139.63万个(1996年末统计)，其就业空间是十分广阔的。在农村人口城市化面临城市就业困境的现阶段，依托这些小城镇和农村乡镇，吸引农业剩余资金和城市回流资金，引导乡镇企业逐步聚集到市镇，就可以带动市镇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这是农村居住地向市镇集中的又一重要依据。
另外，农业村落的向市镇集中，还应当同今天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经营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电汽化，在土地延包之后，农民人均分配了土地，在此基础上，农民通过各种土地流转形式，使土地经营向种田能手、种田大户集中，一部分放弃土地的农民将迁出农业村落，到市镇居住。[page]
总之，传统的农业村落是自然经济的结果，而农村居住地的适当集中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农村居住地的适当集中的本质冲动在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其适当集中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三、传统的农业村落正在萎缩，有的则消失
村落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的发展聚居形成的农村社区的基本组织形式。它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本劳动方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自然村落的萎缩乃至消失将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现代化所推动的重要社会变迁。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农村出现了一些富村、强村兼并小村、弱村的现象。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也能看出自然村落的萎缩。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人口逐渐趋向老龄化。人口中位年龄由1978年的21岁变为今天的29岁。农村中一部分青年通过考试转为国家干部，一部分青年参军转为国家干部或工人，另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通过各种方式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户口在农村但工作生活却与农村相脱离，这部分人包括合同制干部、民办教师、农民合同制工人等。还有常年在城市、乡镇等地务工或从事工商业的年轻人。这几部分人大都是农村中的年轻人。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主要是中年、老年农民。这种情况导致了我国农村中大部分地区人口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另一个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农村中工商业的发展，使得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总额中农业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有的地方，如在大工业区周围的农民，在市郊或市镇住进了楼房，他们的土地也成片地转包给了农业专业户，这种地区的村落整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市镇。在边远贫困山区，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环境特别恶劣，随着部分山岭地退耕还林，这部分农民迁出居住地，转移到了大的村镇，这些村落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