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贸易结算中，银行和进出口商都将面临信用风险。对于出口商来说，他能否对信用风险进行准确地把握和控制，直接关系着国际贸易结算方式是否是理性的选择。当前，我国出口企业在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上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具体表现为：
1.我国企业风险意识淡薄，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普遍缺失。我国大多数的出口企业其市场化的制度改革尚未完成，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仍存在着那种资产处置权私有化而经营责任却公有化的弊端，企业没有强化风险意识的经济动力和压力。长期在这种内无动力、外无压力的环境中，出口企业已逐渐习惯了粗放营运。在企业的经营目标上，则存在着只注重销售业绩而忽视效益的观念，企业管理者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业绩考核，或是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片面的追求出口额，忽视了对交易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由此导致了在出口额增长的同时，逾期的海外应收帐款也越来越多。此外，在实际业务运作过程中，许多出口企业常将信用证视为整个交易过程的保障工具，认为只要严格做到“单证一致，单单一致”，出口商就可凭借装运单据很快取得货款，既安全又主动。然而，事实上信用证并不是“保险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因其固有的内在缺陷而可能使出口商遭遇不开证，提供假信用证，开立“软条款”以及以“不符点”为由恶意拒付等问题。正是基于信用证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这些诸多漏洞，它很可能使贸易的达成和贷款的支付事实上最终还依赖于商业信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交易对象的选择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结算方式的灵活运用。
2.我国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控制要求过于严格。目前，我国银行将所有贸易融资授信业务纳入统一授信范围，企业信用等级必须达到A级以上方能开展贸易融资业务。根据这一规定，许多外贸企业的贸易融资需求是无法满足的。
以农业银行的做法为例，单个客户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原则上应该根据客户风险状况得出，但是银行对客户风险状况缺乏历史数据积累，因此无法据此来确定授信额度。在实际工作中，它是以客户偿债能力作为核定最高综合授倌额度的核心，控制指标主要为客户的资产负债率，对不同的客户信用评级采取不同的授信额度核定模型。显然，这些核定模型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客户风险及财务状况综合评估基础之上，在实施过程，或者过于和客户的资产负债结构、资产规模紧密相关，或者过于强调第二还款能力(即进行有效足额抵押、质押、保证额等)。在不能提供明确的担保单位或具体的担保资料的情况下，无法合理核定授信额度。而那些新建的外贸客户一般只能达到A级评定标准，在不能提供明确的担保单位或具体的担保资料的情况下，也无法核定授信额度。
3.我国政策性金融手段还未完全融入国际贸易结算。在我国，2001年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全部统揽了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性保险机构所剥离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时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自成立以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我国扩大出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 2003年为例，共完成承保额57.1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其中短期险完成42.6亿美元，同比增长143.6%;中长期险完成13.55亿美元，同比增长45.5%;担保完成9850万美元。当年出口信用保险保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3%，比上年提高近0.5个百分点。但是，我们也应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投保出口信用险的企业数不足出口企业的8%，而这一数字在法国是40%、英国37%、荷兰25%、日本为30%、韩国也从1996年的 13%上升为2002年的18%。这说明，我国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对外贸易结算中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尚无保险公司为商业银行开展“无追索权的应收帐款转让”业务提供保险，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必须独自承担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从而使得风险成本增加，实际收益率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