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公安部日前下发通知，明确打拐解救儿童符合条件的可由家庭收养，在找到生父母后，非父母主动遗弃的可解除收养关系。根据规定，符合条件被拐儿童被解救后最快1年零3个月可被收养。此外，民政部开发的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也将公开运行。
出于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当家庭监护缺位或失当时，国家监护制度就应起到救济作用，通过法定途径寻求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给予被监护人予以救济，防止其因缺乏有效监护而游离甚至被遗弃于社会之外。
从这个角度来说，配套的救济机制应具有包容性，需立足于全方位构建以防救济漏洞的出现，杜绝被遗漏的可能性发生;应具有及时性，从而在家长失职、儿童被遗弃等情况下，不至于让监护权出现事实上的空白。但整体而言，我国相应体系显然不够完善，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已有17年未修改的收养法亟须完善。
其一，我国生育政策已然发生变化。以往生育政策下，出于保障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在当时立法表述上对收养人做出“无子女”的资格要求以及“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的条件要求。但随着目前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现行收养法显然也应与时俱进，让更多有收养能力和收养意愿的收养人能够进行收养，从而扩大监护救济的救济面。
其二，收养法虽然立法17年以来未经修改，但2014年9月民政部出台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却有效解决了父母子女法律关系不转变下的监护转移难题，弥补了相应的立法漏洞，让有抚养能力的家庭对缺乏监护的儿童进行有效救济。然而，该寄养管理办法与收养法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亦存在不少空白，这不免带来监护遗漏。
例如对象方面，收养法的规定是除特殊情况外，对象须为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且还要存在丧失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或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三种情形之一，方可以被收养：而家庭寄养管理办法的寄养对象则为“未满十八周岁、监护权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从字面亦可拿出，两者间显然存在交叉和空白。
由此，被公安机关所解救出来的孩子、父母被强制戒毒或入狱服刑的孩子、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只能由年迈老者照顾的留守孩子等等，这些儿童显然已游离在有效监护之外，难以被现行收养法所包容，亦不足以被寄养管理办法所涵括。
不仅如此，现行收养法仅对收养条件、程序进行了规定，却未规定收养的事后回访与监督事宜，收养人的侵权行为和惩戒机制也未进行有效对接，当诸如南京养母虐童案发生时，收养法的短板不免由此暴露。
同样，寄养行为与收养行为并非完全割裂，寄养中双方逐渐有了亲子感情，完全可以转化为收养;而收养如果感情淡化或者对亲生父母依恋但是却又无力抚养，也可以由收养转化为寄养。这种基于儿童权益的选择性和包容性，不仅需要立足于多方的感情角度进行考量，显然也需要更多的法规配套进行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