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的离婚调解即人民法院对已受理的离婚案件，依法律程序进行的调解工作。调解既可以在庭前也可以在庭审中进行。
这里，先从一起离婚案件谈起：该案是一起极普通的离婚案件，原告叫武风，被告叫丁全。开庭审理中，原告称被告有吃喝嫖赌的坏习气，家庭出现第三者，男方曾有暴力行为。被告方同意离婚，自愿抚养孩子。但声称家里欠有四万多元外债，要求原告应当承担一半，而家里的财产，因为“都是我挣来的，应该全归我所有”。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双方争执激烈，互不相让。
原告提出，被告常年做生意，有许多钱，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被告声称没有存款反有4万元的债务。由于离婚案件中所有争议事实几乎都发生在二人之间，很难举证。而比较高明的虚假证据，甚至会被法庭认定为有效证据。从此案来看，要原告提供证明被告经济状况的证据几乎是不可能，按证据规则之规定，提供不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个举证能力强弱的问题。
家庭财产的多少以及孩子由哪方抚养对其成长更为有利?上述问题的利弊平衡，谁能作到最公平呢?有句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作为法官，应当明白：家务事大都很难去明辨是非。夫妻之间的利益平衡最好的评判者是他们自己。当然，象上述离婚案件，如果由承办法官去判决，也并非难事。但是，从公平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尊重双方合意即使用调解方式要比法官的判决更为公平。
既然着重调解原则在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此重要，那么应当如何进行调解?应采取何方式?这也是贯彻着重调解原则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上述案例中，双方当事人“敌对”情绪很大，法官即使向双方讲明道理，但双方也不愿意向对方“低头”，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又如何能沟通?又启能调解?
这里就有一个法官居间协调的问题。在老百姓中发生纠纷之时，双方往往会请来第三方从中撮合，中间人会单独到双方家中去做工作，避免双方之间的争吵，使双方合意，从而息纷。法官调解与之不同的是法官是执法者，身份上有所不同，单从使双方达成合意的目的来看，是有其相同之处的。因此，就有必要讨论一下我们称之为“背靠背”调解的问题。
“背靠背”调解一直以来被视为违反程序的行为，因法官与当事人是单独接触，与一方当事人单独交谈，会给法官枉法带来机会;再者，它不能使双方在一起充分协商，不能体现调解的本质精神。
这种分析有一定的偏颇：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已把事实陈述完毕，不可能再行更改，法庭辩论也已完毕，双方该向法庭陈述的理由也已陈述清楚，调解中，也会向双方当事人讲明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双方僵持之下，由法官与其单独交谈未尝不可。再者，双方在“敌视”状态下是无法沟通的，达成“双赢”的协议就更无从谈起了。
应当指出的是，从理论上、逻辑上非常严谨的东西往往与实践是相背离的，而从实践到理论之间差异会小的多。事实上，“背靠背”调解，只是一个调解方法问题。如上例案件，笔者在调解过程中，就采用了“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在单独与被告交谈中，被告表示“其实家里这些财产我都可以给她，她愿意要什么就要给她什么吧，如果她还想要钱我也可以给她一些。”;单独与原告谈话时，原告说“只要家庭财产给我一部分，他挣的钱，愿意给就给，不给就算了。”此时，双方就找到了利益平衡点。可想而知，如果强行判决，其效果就会差很多。
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许多法官一直采用着“背靠背”调解方式，他们认为这是极为有效的一种调解方式，即体现了公平、公正又体现出了当事人自我权利处分原则，同时又省时省力。在调解笔录或开庭笔录中没有单独谈话记录。法官们如此操作，正是因为其操作性非常强，效果也比较理想。
离婚调解中，子女监护权是一项重要内容。除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实际情况外，依法规定在孩子满10周岁后，要争求孩子的意见。10周岁以下的孩子有无必要听取其个人意见呢?笔者认为，应依实际情况，由法官自由裁量。
如上述案例中，孩子一直随同原告生活，被告想要孩子。二次开庭时孩子趴在原告怀里痛哭，并表示不愿与父亲共同生活。后经询问，孩子说，被告经常打骂她。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因受到被告厉声呵斥，她自己走了十多里地到原告住处。故坚决不愿与被告共同生活。被告听罢遂不再坚持要求监护权。
由于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优生优育等综合原因，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这是不争的事实。未满10岁的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因此，在必要时，应当征求孩子意见，并将其意见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此外，离婚调解还可采用以下方法：一是把相关法律及道理向双方当事人讲解透彻，让双方当事人自己去衡量利弊，从而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二可采取一些灵活多样的方式。如必要时让亲属或单位人员到场，参加调解。
此外，在当庭调解或调解前的法庭调查阶段，要让当事人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要让当事人有一种“释放感”。有时，当事人往往不是在争什么，而是想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特别是想向法官吐诉，得到法官的充分理解，让法官知道自己是有理的。一些法官为了追求“效率”，往往会打断当事人，以致当事人认为“法官不让说话，向着另一方”，这种方式并不足龋只有让当事人把心里话说出来，他们的心态才能平和，才有利于调解，而且法官也能充分了解案情。
在法官调解离婚案件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原告第一次起诉离婚时，法官们第一想法就是不愿判离，他们从善意的心态出发，想给双方一个“缓冲期”，即在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先由原告撤回起诉。在再次起诉前的半年内，双方还可以再努力磨合。如仍不能和好，一般就已感情破裂为由，调解或判决离婚。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离婚，但就财产等问题不能达成协议 ，而法官亦认为财产问题很难查清，依据现有证据不好下判或感觉不公正，在与原告谈话时，原告认为离婚时机还不成熟，故提出撤诉请求，法官予以准许。
上述两种做法是正确的。虽然感情破裂是法律规定的离婚标准，但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十分抽象、难以把握。法官采劝缓冲”冷处理不失为一种办法。实践证明，一些原告在撤回起诉后，双方均未再次起诉。因财产争议而撤回起诉的，随时间的推移，双方均静下心来，冷静平衡、思考，有许多当事人在协商好后，一起来到法院，办理离婚手续。而在6个月后再次起诉离婚的，双方的心态也较之从前平和很多，有利于较好地解决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缓冲式”的解决方式是可取的。
"感情确已破裂"是实体性规定，是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调解无效"则是程序性规定，不能视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案件，许多是感情确已破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解无效"是"感情确已破裂"的一种反映。虽然是"调解无效"，但并非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调解工作中，往往存在着力与不力，深入与不深入等差别，直接影响着调解效果。多年的民事审判实践说明，"调解无效"和"感情确已破裂"的含义不完全相同，"调解无效"并不都等于"感情确已破裂"。因此，不应当把"调解无效"作为认定"感情确已破裂"的根据。在审判实践中，既不要把"感情确已破裂"与"调解无效"完全等同起来。也不要把"调解无效"简单地作"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志。更不要把"调解无效"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只是"感情确已破裂"。
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2年，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1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与他人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有吸毒、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以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一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15.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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