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因重婚的过错责任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的确定问题。
重婚是指已结婚男女又与他人结婚或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的行为，它是以一种公开化的夫妻形式对原有的合法性的婚姻关系的叠加。重婚既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挑战与否定，也是对自身已有婚姻的挑战与否定。因此，无过错方因重婚者重婚行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时，法院依法对其进行救助与支持是必然的，这也是维护弱者合法权益之要求，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一面，重婚行为一样也存在着复杂的情形。重婚者之所以采取公开化的重婚方式，其原因无外有下列两种：1、原配偶(无过错方)不愿意与其离婚，第三者强烈要求组成家庭，有过错方愿意或坚持与第三者组成家庭。2、原配偶因年纪大没有子女或没有儿子，为了传宗接代，允许甚至帮助过错方实施重婚行为。对于上述这两种重婚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之请时，应当区别对待。对第一种因重婚行为提起离婚请求损害赔偿的，因导致离婚的责任完全在于过错方，因此不论是在物质损害赔偿还是精神损害赔偿方面都应当给予无过错方充分的救济与支持。但究竟确定多少损害赔偿额才合理，才符合错责一致的原则？
2、关于因配偶与他人非法同居的过错责任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的确定问题。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虽然不象重婚者那样采取直接公开的形式，但它对无过错方的伤害往往也是巨大的。因此，在确定其损害赔偿额时也应以其夫妻共有财产总额作为参考系数，明确无过错方在其财产总额中应占有的份额。其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方法同重婚责任所承担的赔偿额之确定方法一样。但如果物质损害赔偿额确定之后，过错方从夫妻共有财产分割中所得到的财产不足赔偿无过错方的精神损害，则应考虑过错方与他人同居时的主观过错程度及经济负担能力等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解释》来另行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但对于因与他人同居所承担的过错责任的赔偿数额，笔者认为，无论是物质损害赔偿份额还是精神损害赔偿份额都不应低于重婚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额。因为重婚行为和非法同居行为都是属于同一性质即因一方同其他人产生两性关系导致双方的感情破裂与伤害。因此，法院在确定其赔偿额时不应有轻重之分，除非有其他法定例外的情形与事实。
3、关于因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过错责任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确定的问题。
如前所述，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给无过错方的伤害，在肉体上的损害有重伤、轻伤、轻微伤之分;在精神上的损害有精神衰弱、精神失常、精神错乱之分等。相应地，人民法院在确定其损害赔偿额时就应根据其伤害结果与程度，以夫妻共有财产总额作为参考系数来确定无过错方所应取得的赔偿份额，如夫妻共有财产总额不足于赔偿的，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解释》确定方法另行确定。但应当注意，肉体上的损害结果并非都能导致精神上的损害结果之发生。如无过错方把过错方打成轻伤或重伤，其肉体上的所遭到的致害并非就能导致无过错方出现精神衰弱、精神失常、精神错乱等情形，因此，法院在确定其精神损害赔偿额
时可根据肉体上的损害程度与结果，参照精神损害的赔偿因素确定方法来确定其应得的数额。但如果两者的损害是同时发生，如无过错方被打伤重并导致精神失常的，则就应根据上述赔偿额比例的方法来确定其整个损害赔偿额。
1、过错程度
过错程度可以通过过错方侵权的手段、场合、次数和持续时间等反映。这些具体情节反映着其主观恶性的不同，不同情节所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所应受到惩罚的程度也不同。例如，过错方肆无忌惮的重婚、与他人同居或经常通奸，屡次劝诫却不思悔改，甚至因婚外恋情采用更加直接、暴力的方式虐待、遗弃受害人，给受害人精神和感情上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过错方采取隐秘的方式、存有愧疚心理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
2、认错态度
过错方的事后态度直接影响到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如果过错方于事后积极承认错误并积极抚慰受害人，努力取得受害人的理解，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必将减少并易于克服。相反，如果侵害行为发生后过错方仍然态度蛮横，无认错之意，甚至恶语相向，暴力遗弃，则必将加重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要考虑到过错方态度的因素。除了金钱等物质补偿，还可要求过错方采取赔礼道歉的方式，以期更好的达到抚慰受害方的目的。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从一个方面反应过错方的态度。
3、过错方的经济能力
过错方的经济能力是比较容易衡量的一个标准，尤其是考虑到我国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相对偏低的现实，应着重考虑过错方经济能力这一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同一地区的人，收入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过分拘泥于形式上的平等，结果就是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假如无论过错方的经济能力如何，认定事实就依照约定俗成甚至内部规章径行确定赔偿数额，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富人可以以对其微不足道金额的赔偿获得侵害他人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支付很少的对价，就达到了继续伤害、侮辱受害人的目的，同时受害人并不能因数额较少的赔偿而完全获得心理上的抚慰，离婚损害赔偿的作用无从实现；而经济条件较差的过错方则可能会因数额巨大的赔偿金而导致以后的生活无法维持，从而对离婚忘而却步，只好被迫维系已经毫无感情的婚姻，无法实现离婚自由的目的。
另外，考虑过错方的经济能力也有利于判决的执行，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否则，不顾过错方状况，判以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而在实际中又得不到执行，不仅有损法律的严肃性，而且无疑是对受害人的又一次伤害。
4、精神伤害的严重程度
不同性别、年龄段、性格的人对精神伤害的抗击能力和恢复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同样的过错行为，在不同的受害人身上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在考虑受害人所受伤害的严重程度时，一般认为，女性受到同等侵害时产生的精神痛苦要大于男性，正值壮年的人比老年人更容易从痛苦当中回复，性格敏感、对感情严肃专一的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这需要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对当事人和案情更加深入的了解，才能做出恰当的评判。
5、受害人自身、家庭经济状况
受害人自身、家庭经济状况不仅影响着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能否达到他(她)的预期，达到抚慰的目的，有时甚至影响到受害人及其子女以后的生活。对于自己经济条件很好，对方经济条件也很好的受害人来说，较少的赔偿数额根本无法满足“抚慰”的需要，甚至是一种嘲讽；而如果受害人自身经济状况较差，主要收入依靠过错方获得，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还必须抚养孩子，数额很少的损害赔偿，可能会给受害人及子女以后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这时，离婚损害赔偿就不应仅限于精神损害赔偿，还应着重考虑受害人财产方面的损失。无论对受害人实质的补偿还是从人道主义考虑，都必须结合受害人自身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确定离婚损害赔偿金。
（一）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是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的基本原则。一般认为，法院
“应该斟酌各种情况，以自由心证之原则来量定，并且没有必要显示该数额的算定依据”。（6）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0条的规定给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提供的立法依据。该解释第10条第（五）.（六）项规定因素的确定方法，实际上是法官自由裁量原则。离婚损害赔偿实质是精神损害赔偿，依《婚姻法解释（一）》第 28条规定，处理这类案件时，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来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二）适当合理原则。这一原则为瑞士、哥伦比亚所采用。例如《瑞士债法》第49条第2款规定“人格关系受侵害时，以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为限，得请求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 10条的规定，实际上是法官自由裁量原则的规范。法官个人认识的差别，内心确认的赔偿数额差距大，容易导致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差别太大，从而影响司法的统一和法律的权威。衡量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尺度是否正确，需一个合理的标准，。赋予适当合理原则，以弥补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所引起的问题，这对于评定精神损害有重要的意义。精神价值的体现是在于金钱数额，只有赔偿数额与受损程度相当，选择一个正当合理的赔偿数额范围，才能体现法的公正、公平。另外，赔偿数额还应结合侵害人经济能力考虑，既不能赔得太小，也不能赔得太大。赔得太小，达不到赔偿的目的，同时惩戒不了侵害人，赔得太大，超过侵害人承担的经济能力，使得判决成为一纸空文，反而破坏了司法的权威。因此，适用适当合理原则，可以惩罚侵害人，同时也不让受害人占经济上便宜，从而达到规范社会目的。
适用适当合理原则，还应当结合当事人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来制定赔偿的最低和最高的数额，使赔偿数额具体化和定量化。
（三）从实际出发原则。由于个案的差别性，即每个案件中，侵害人过错程度、侵权情节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损害后果也是不一样的。无过错方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时，要准确地确定过错方的赔偿责任，就需要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评算出赔偿数额。侵害人对损害后果的认识程度及主观故意形态不同，那其过错程度也就不一样。如侵害人对损害早已预见且希望后果的发生比侵害人对损害可能预见而只是放任态度的过错程度较深。对于前者承担赔偿责任应要重一些。另外，可以从侵害人的侵权手段、行为方式、场合、范围、次数等认定侵权的情节是轻微，还是恶劣。从婚姻法46条规定四种情形来看，“重婚”与“与他人同居”、“虐待家庭成员”与“实施家庭暴力”的情形相比，前者比后者的侵害情节要恶劣、过错程度要深一点。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前者比后者应重一点。
（四）个人负责与连带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由于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占有较大的比例。为了防止第三者非法干预、妨害、破坏他人的婚姻关系，可以援引此原则。婚姻法第46条虽没有规定无过错方可以向第三者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不能以此否定追究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可行性（具有原由已在上文阐述过）。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同居过错行为的发生，对于无过错配偶来讲，第三者是罪魁祸首。过错方配偶是因婚姻法第46条第（一）、（二）项情形而引起离婚的，第三者应对无过错方配偶丧失配偶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引进此原则，能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使损害赔偿责任更好地落实到过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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