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初，“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离婚案引起了社会对家暴问题更多的关注。与一般离婚案件不同，这起离婚诉讼判决在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之外，多了一项针对李阳前妻Kim安全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内容。
之后，这项在公众眼中还略显陌生的司法保障措施，开始为人们所知晓。
其实，针对Kim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非个例，在过去七年里，全国二百多家试点法院签发了五百多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如今，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专章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了规定，明确提出，“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此举令许多长年致力于推动反家暴立法的业内人士感到无比振奋，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设置，是草案中的一大亮点，将进一步强化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干预力度，给予受害人更强有力的保护盾牌。同时他们也提出，目前的草案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主体、实施程序方面仍留有诸多空白，建议在立法中进行充分完善和落实。
七年试点，履行率超过90%
媒体了解到，目前，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发布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简称《审理指南》)》，其中指出：“对被害人采取保护性措施，包括以裁定的形式采取民事强制措施，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选择9个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审理指南》的试点单位，开始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试点工作。
到了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吸收了“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在第一百条关于行为保全中作了规定，使得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在离婚、赡养、抚养、收养、继承等民事诉讼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以防止加害人在诉讼阶段实施家庭暴力。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敏向本刊媒体解释说，这相当于在家庭暴力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将加害人阻拦在够不到受害人的地方，有利于降低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和发生率。
经过七年多的发展，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如星火燎原，越来越多的基层法院加入试点工作。根据全国妇联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11个省的222个基层法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部分省区市，如湖南、江苏、宁夏、重庆的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家庭暴力案件审理的文件，就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出专门规定。
“从已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干预的效果来看，还是令人满意的。”采访中，陈敏说到了一起她在福建某基层法院调研时了解到的案例：丈夫是一名公务员，经常在家里殴打妻子。无奈之下，妻子向法院申请保护令，结果这位公务员丈夫特别害怕，担心如果让单位知道他在家里打老婆，就名誉扫地了，他向法官保证决不再打妻子，恳请法官不要将保护令送达他所在的单位或当地居委会。一段时间之后，法官跟踪调查，妻子反馈说，丈夫再没有使用过暴力，现在夫妻之间非常和睦。
“目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自动履行率还是非常高的。”陈敏说，从当事人的感受来看，申请人普遍反映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而多数被申请人也慑于公权力的介入，不敢违反法院的裁定。
以广东省、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法院下发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为例，自动履行率分别达到98%、95.65%。被申请人在接到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后一般不会再实施暴力。
作为独立程序申请，应降低举证门槛
那么司法实践中，保护令的申请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是否必须附加在诉讼上才能签发呢?
陈敏解释，当时法院考虑到试点开展人身安全保护令工作，缺乏法律依据，所以必须有“一个案由”来操作。很多受到家暴的女性，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寻求法院支持离婚。为此，《审理指南》规定保护令依附于一些民事诉讼请求上，比如离婚、孩子抚养权、赡养老人等，受到家暴的受害者在诉讼前、诉讼中均可以提出申请。
但实践中，有些人其实是不想离婚，不愿提起诉讼，只是想要得到保护，制止暴力。所以，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有的基层法院也会为一些家暴的受害者单独提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立案，而不再仅仅将其视为诉讼的一部分。
因此，在提交常委会审议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经可以独立申请，不再依附于民事诉讼。有业内人士评价称，这是关于反家暴立法中的一大亮点。
另外，家暴受害者申请保护令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草案对此规定，一是有明确的被申请人，二是有具体的请求，三是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由于家暴发生在婚姻家庭内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举证难成为家庭暴力依法处理的症结所在。”陈敏说，用审判中一般事实认定的标准并不现实。试点过程中，人民法院对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认定标准低于家庭暴力事实认定的标准，只要申请人提供的比如伤情照片、病历、加害人保证书、加害人带有威胁内容的手机短信等初步证据，足以使法官内心确信，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较大的，即可批准申请，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而且这几乎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家暴的通行做法。媒体了解到，美国申请民事保护令的手续简便，法院受理后，很快就会有民事法官听取申请人的申请理由。如果法官认为申请人叙述的可信度超过51%，则当场签发一份紧急民事保护令，并由警察当天送达被申请人。
陈敏认为，立法应降低家暴受害人的举证门槛，只要申请人提供足以证明其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即可。“因为保护令的目的不是认定事实，而是为了预防家庭暴力。”陈敏说。
前不久，全国人大内司委曾专门赴黑龙江、江苏等六省围绕妇女人身权利保障问题开展调研，并就完善家庭暴力证据规则，解决取证难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
参与调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莫文秀表示，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根据这一原则，家庭暴力受害者在寻求救济时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即需要提供自己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有关人证物证等。如果知情人不愿意出庭作证或者提供书面证明，受害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就处于被动状态，这也是家庭暴力问题处理起来难度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莫文秀进而建议，对于家庭暴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举证责任转移，由施暴者承担。
明确执行主体是关键
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否顺利执行，必然牵涉到执行主体的确定。但是就提交一审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来看，对此并未进行明确。这点令一些业内专业人士深表担忧，认为如果执行主体职责不明，将直接影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效果。
“从目前实践来看，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来后，当事人自觉履行的效果确实非常好。但是如果施暴人违反了以后不会受到惩罚，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成了一纸空文。”湖南警察学院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所长欧阳艳文说，国外大多数国家都规定由公安机关作为人身权保护令的执行机关。他建议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也应对此进行明确。
陈敏也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当仁不让是公安机关，“因为我国警察法赋予了警察维护公民人身安全的职责和义务。”
其实，担任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义务机关并不会增加公安机关太多的工作量。陈敏解释称，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出去后，警察不需要24小时跟随，只是对施暴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时，将其拘留。“而现在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大概只有1%，公安仅需就这块强制执行即可。”
此外，对于草案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超过6个月的有效期限，“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等规定，许多常委会委员和代表也提出了修改建议。
容永恩代表认为，家庭暴力往往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很多国家将有效期定在一年以上，建议增加“可申请续期”。
“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处罚不能太轻。”符跃兰等委员表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司法权威性，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重的处罚才1000元的罚款、15日的拘留，这种行政处罚的形式太轻，建议加重处罚，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予管制、拘役等刑罚”。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媒体，在这次立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被视为反家庭暴力法的“尖牙”，但是要让其发挥效果，还需要多重配套措施来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对家暴受害者进行及时、有效保护，对施暴者进行精准惩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