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南京“富二代杀妻”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吉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害人家属表示将上诉。
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被害人父母有权对“赔偿被害人父母2000元交通费”的附带民事诉讼判决提起上诉。但如果认为死缓判决相对于被告人行为而言太过轻缓，被害人只能申请检察机关抗诉而无权上诉。
根据法律，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都属于死刑，只是执行方式不同，但从法律后果来看，判死缓最终被执行死刑的，司法实践很少。对于被告人来说，立即执行还是死缓，可谓“冰火两重天”。网上，围绕着“哪种死刑”更“适合”吉某，论争激烈。
我们先来看一看南京这起案件法院查明的事实:2012年5月8日，被告人吉某与被害人小祁登记结婚。婚后3个月，吉某怀疑妻子与他人有染，两人产生矛盾，并数次争执。2013年4月24日晚，与朋友聚会饮酒时，吉某听闻朋友讲述小祁与他人有染之事。次日早晨6时许，吉某酒后回到家，就饮酒期间听朋友所述之事与妻子发生争执，争执中吉某先后持菜刀、水果刀对妻子头部、胸背部、四肢等部位砍击和捅刺数十下，致妻子当场死亡。
再来看法院认为吉某可以免死的根据:“被告人吉某仅因听信传言而怀疑妻子不忠，持菜刀、水果刀砍切、捅刺妻子数十下致死，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系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犯罪，结合具体案情，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提到“结合具体案情”，但对于“具体案情”是什么，却并未说明。如果“妻子与他人有染”是事实，那么，因为被害人有一定过错，死缓在法律上似乎说得通，但“仅因听信传言而怀疑妻子不忠”的表述，否定了这种可能。如此，判处死缓的根据，也就只剩下“本案系婚姻家庭纠纷引发”了。
和杀害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相比，杀害家庭成员的社会危害性更小吗?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这和他是不是“家庭成员”无关。所以，以伤害对象不同做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比较，本身就不应该。但如果非要做比较，我个人判断是:杀害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危害更重一些。因为这种行为不仅为法律不容，也动摇人伦基础。
笔者搜集了不少类似案例。除了2003年“杀妻科学家”徐建平被执行死刑等少数案件外，大多数被告人得以“逃出生天”:因为感觉女友对他冷淡，宋立明“用双手去掐她的脖子，直到对方不动了才松手，随后又找来鼠标线继续勒女友的脖子……又从墙上取了把刀，向女友左胸扎了三四刀。”在法庭上，他一再请求判他死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缓(2007年3月29日《新京报》);因为前女友违反“三个月内不能交新男朋友”的约定，莫日来携带菜刀从海南赶到广州将女友砍死，被广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2007年3月21日《南方都市报》);林彬因不堪忍受女友对自己的冷漠，杀死了同居七年的女友，被海南中院判处死缓 (2007年3月21日《商旅报》);任汉宁因琐事发生争吵后掐死女友，为毁尸灭迹又将尸体肢解，被陕西省汉中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2007年2月15日《三秦都市报》)……
如果各地对这类罪犯判处死缓，仅仅是法官自主意识下的“英雄所见略同”，问题似乎还不大。然而，在一些地方，婚姻家庭纠纷不判死刑，已是一项对法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硬杠杠”。2007年1月23日《天府早报》报道，某省高院明确要求全省法院系统，对于因婚姻、家庭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一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更多的地方虽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作为内部掌握的标准，对感情、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不判处死刑，也已成为法官量刑时须遵守的规则。
“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时候家庭发生矛盾，责任很难完全归咎于一方。如果被害一方对于矛盾激化引发刑事案件有一定责任，那么，对于加害方适当宽宥，无论在情理上还是法律上，都并无不当。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发生在恋人、家庭成员之间犯罪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性，并非一定比发生在社会上的犯罪小。而这类案件中，加害方丧心病狂地杀害被害方毫无过错的案例，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包括南京案件，以上所举案例均属这种情形)。在这样的现实下，以“犯罪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为由，排斥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在法律上站不住，也是对犯罪的放纵。
包括死刑在内的每一个刑种，对罪犯而言是惩罚措施，对公民而言则是保护手段。对感情、家庭纠纷案件被告人不判处死刑，意味着对这些案件的被害人来说，她们失去了死刑这一最具威慑力的保护手段。当感情纠纷、家庭纠纷成为“免死金牌”，“反正死不了”的心态可能让一些人在犯罪时更加肆无忌惮，妇女将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死刑问题上，我赞成“少杀，慎杀”。但对于以婚姻家庭纠纷为由对被告人“网开一面”，我却认为有必要警惕，因为它不仅背离了罚当其罪的法律原则，甚至可能成为摧残妇女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