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北京。一份名为《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一封长达2500字的建议书。曾两次向国家提出“违宪审查”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我的主要目的还是想以此唤醒更多的人，使大家知道现有的这种户籍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
本报记者专访“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胡星斗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胡星斗的语气很温和，没有想象中的愤懑和尖锐，但这并不表明他的立场可以被左右，他的语气坚定而执着。
2004年的11月9日，他再次上书全国人大，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直言现行户籍制度有悖《宪法》，表现出一个经济学家少有的政治关注。
毋庸质疑的是，胡星斗是一个理智而清醒的人。在他的“中国问题学”个人网页上，他写出了这样的人生理念：恪守良知，扶助弱势，只做人格独立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主张通过渐进有序的改革，逐步解决中国问题。11月22日，本报记者与他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不做任何停歇，就象他所说的一样，在中国问题的研究道路上，将永不停歇。
中国目前迫切需要户籍改革。户籍改革还不是城乡统一户口，不是统一城乡差别的名字，真正的价值在于改革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制度。
《信报》：现行《宪法》并没有“保障公民迁徙自由”这一条款,而且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非常严格的《宪法》适用制度，《户口登记条例》违宪的判断是否还存在争议？
胡星斗：的确存在争议。我认为现在的《宪法》虽然没有“迁徙自由”的条款，但是仍有“人生平等、自由”的条款。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我们目前的户籍制度显然不符合公约的上述规定。中国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应写进“人口迁徙自由”的条款。
《信报》：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目前的户籍制度是不是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时候？中国目前是否具备这场改革的温床？
胡星斗：我认为中国目前迫切需要户籍改革。户籍改革不是城乡统一户口，不是统一城乡差别的名字，真正的价值在于改革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制度。现在的问题是，我国肯定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就业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使农业人口的流动和转移就业受到了刚性约束，而且使农民通过向城市迁徒就业来增加收入的途径也被阻塞了，造成了农民的制度性失业。如果不改变，城乡差别就会越来越大。
城乡保障的资金从哪里来？靠我们国家的节约而来，中国是最大的浪费国家。我指的节约就是要政府进行低成本运作。
《信报》：如果撤消或修改户口登记条例，会不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状态？比如说，现行户籍制度保障了城市贫困阶层享受“低保”的权利，而一旦消解城乡二元制度，城市有限资源的争夺加剧，会不会对城市贫困阶层造成冲击？
胡星斗：不会。我主张城乡建立统一的低保等社会保障体系，但不主张城市化进程超前，如果城市进程的超前，肯定会导致民工问题的突出，统一制度的后果肯定会有农民进城市，但不是鼓励。农民在一些特殊行业就业，可以弥补城市的需求，当然农民也有创造力，也可以在常规行业中就业。即使这样对城市造成冲击，也是城市人需要付出的代价。国家不仅仅是城市人的国家，农民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农民也应该平等的就业，享受社会福利。城市人的既得利益政府不应该盲目保护，城市人也可以到农村去就业，城市人不能有特权思想。
《信报》：如果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用于城乡保障的资金从哪里来？
胡星斗：靠我们国家的节约而来，有报道说，中国是最大的浪费国家，仅仅公车消费一项就是三千多亿人民币，而美国只有16亿美元，我指的节约就是要政府进行低成本运作，保证经济发展。在中国，财政收入的10%用于社会福利、文化科教事业，而俄罗斯有60%都用于这些方面，像美国等其它欧美国家则用得更多。
《信报》：对于目前的“民间造城”运动，您怎么看？
胡星斗：针对于民间造城现象，我认为很好，应该提倡。现在有很多城市都是因为许多农民的聚集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而成为一个城市的。当然在民间造城的同时也需要政府批地等方面的规范性操作，否则会滋生腐败甚至激化民众矛盾。总的来说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需要提速。有人说“乡镇企业家”就是中国的伟大特色，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伟大”在哪里，其实这就是二元制户籍制度所滋生的怪胎。苏联、法国等国家最开始都是以农村为主，后来逐渐成为工业国家，但是他们都没有实行二元户籍制度，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乡镇企业家”。
城市的人多了，需求自然也会增多，也会有更多的开发商来开发地产，所以房产的价格不会突猛增涨。
《信报》：许多人担心一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将涌入大中城市，可能造成所谓的城市病，提出了“大力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大战略”的提法，您如何看待？
胡星斗：从政策上，确实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支持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但是，在现阶段，中国农村人口转移的实际结果并不遵循先向小城镇、然后再到大中城市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比重还在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大中城市能从两方面对农村劳动力形成很大的吸引力，一是城市规模大，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公共服务条件远远好于小城镇。也就是说，无论从就业收益机会还是享受公共品服务方面，大中城市都要比小城镇好得多。小城镇特别是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由于缺乏支撑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落后，就使得它难以吸引外来人口。
《信报》：如果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有人担心城市教育混乱、房价哄抬等问题的局面，您认为呢？
胡星斗：农民进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农村教育的师资非常弱，政府应该有更多的教育拔款。2000年，我们的教育拔款仅仅占GDP的3％，比预计的4%整整相差了一个百分点，经费短缺的问题是导致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向农民工子女征收借读费是对农民的巨大伤害。城市的人多了，需求自然也会增多，也会有更多的开发商来开发地产，所以房产的价格不会突猛增涨，市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保持平衡。[page]
《信报》：据了解，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虽然中国是少数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之一，但有人认为，中国是根据国情制定的户籍制度，这样能够保证社会治安等问题的肯定。是这样么？
胡星斗：二元户籍制度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国情，它的建立其实是当时为了方便国家的管理，限制建国之初的城乡人口流动，它在本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旦选择了二元户籍制度，社会就会产生户籍依赖。我们也可以像欧美国家一样，实行人口登记制度等等，但是像这些制度都没有像二元户籍制度这样造成巨大的城乡差距。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城乡人口的有序流动，可以搞人口登记，档案管理等等，管理社会的方式有很多。
我递交建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有更多的人来注意这个问题，只有更多的人注意了，才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决策层来改革这种机制。
《信报》：您是第二次提起“违宪审查”，两次情况如何？原因在哪里？
胡星斗：就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问题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致发的建议书，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只是在媒体和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次同样，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任何回复。因为，对现在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这在《立法法》里也有相应的具体的规定。这实际是一种带有政治监督性的司法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可以答复也可以不答复。
《信报》：既然第一次都没有回复，为什么还要再次提交建议？既然目前“违宪审查”很难实现，您建议的价值在哪里？
胡星斗：我递交建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有更多的人来注意这个问题，只有更多的人注意了，更多的人来呼吁了，才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决策层来改革这种机制，这样就能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社会的进步是千百万人的推动。我相信一句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认为不可能还是要去做，说不定以后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目前有很多媒体和很多朋友都给我来电和写信，他们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这就是建议的价值。
人物背景：胡星斗，1962年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致力于学术创新，提出了建立“中国问题学”、“现代中华文明”、“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新闻制度”、“现代管理制度”、“人文经济”、“中国谋略学”等一系列新论点，收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以两次上书全国人大的“违宪审查”提议而闻名全国，被媒体称为“中国问题学者”、“著名的制度反腐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