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打下迄今为止最大“老虎”。随着中央反腐深入展开，一批“老虎”级乃至“大老虎”级的腐败官员相继落马，此次公布的周永康已是自十八大以来第41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有哪些特点?中央如何打“老虎”级官员?记者梳理了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41名副省部级以上违纪违法官员信息，从官员分布、线索路径、处置时长等维度解读“老虎”落马。
特征一：
半数家乡官 回避制度执行不够
梳理落马高官的资料发现，在被调查处理的41名违纪违法干部中，“被带走时”在原籍省份任职的达18人，占总人数的44%。
为何落马“家乡官”比例如此高?“官员在家乡任职相比在异乡任职拥有更多的亲戚朋友关系，受到糖衣炮弹的攻击力量比较大，对官员意志是个很大考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和严格的自律，就很容易陷入腐败的陷阱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解释道，这是中国宗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政治在现代腐败的具体表现和反映。
事实上，异乡任职以防止腐败在中国官僚制度中由来已久，现今也有具体规定规范公务员回避制度。2012年，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公务员回避规定》，其中明确指出公务员担任县、乡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此轮“家乡官”密集落马说明过去几十年中公务员回避制度执行有待增强。她建议中央在全国展开一次全面清查，对于任职中有夫妻、父子、母女、兄妹等亲属关系的官员，要坚决调离，加强回避制度。
特征二：
网络举报震慑力大 成效显著
这41位副省部级以上干部在被调查前，共有23人曾被举报，其中9例为网络举报。23个举报案例中，有6例为实名举报，其中5例也是被网络反腐打倒。
近两年来，网络反腐成为群众监督的重要形式，对“苍蝇”和“老虎”级官员均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
汪玉凯表示，网络反腐确实充分动员了社会的力量，对腐败寻根问底，形成天罗地网。虽然形形色色的腐败表现各异，隐秘很深，纪检、组织部门发现很为困难，但却逃不开老百姓的目光。“而网络反腐之所以如此有成效，主要是中央对社会反腐的重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手段。”汪玉凯指出。
去年9月，中纪委网站正式开通，设置“12388网络举报”、“互动交流”等板块，接受网络信访举报。汪玉凯认为，中纪委将5个门户网站整合成1个门户网站，大大提高门户网站公开性，透明度，统一性。同时网站将社会举报放在特别突出重要地位，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反腐，将网络反腐纳入正规、有序的渠道，不仅提高举报数量，还提高权威性、真实性。
特征三：
落马时多不知情 反腐质量提高
此轮反腐动作之快一直被外界津津乐道，许多官员被带走前甚至毫不知情。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当天仍在当地媒体《江西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四川省原文联主席郭永祥被带走的前一天，还在家里打乒乓球。
对此，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教授表示：“这较好地诠释了‘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不是一句空话，上面要采取组织措施的时候，才跟省委打招呼，随即就在中纪委网站公布。这时不知道就对了。”
汪玉凯也认为这反映了中纪委办案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他还表示：“反腐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过去有些官员被调查前很早知道了，就会采取很多方法来造假和反制，现在不给官员机会和事件防范和造假，这都有助于节约案件查办的时间和成本。”
不过，林喆表示官员对自己的查处不知情也反映出干部监督中的一个缺陷。她指出：“现在干部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查处，说明没有人警告他们。事实上，干部在刚出现问题时，有关方面和上级组织就应该找他见面谈话。谈话制度非常好，这样就不会让干部铸成大错后才发现，这应该贯穿在干部培养和监督的过程中。”
特征四：
办案效率高 11人10天内公布处理结果
截止到7月14日，41名违纪违法干部中，已有31人被公布处理结果。其中，11人在10天内就被公布了处理结果，其后的处理时长为100-200天。
“高官腐败情况各有差异，所以处理时间会有所不同。”汪玉凯表示，孤立性的腐败，很快就可以处理。而系统性的窝案，由于牵涉面非常广，涉及到人很多，关系不同行业，肯定会花费更长时间进行调查。在调查地水落石出，进行整体定性把握后，才能对各个官员的腐败定性。
2012年12月，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成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而由于牵涉面广，背后还有更大的“老虎”，李春城总共被调查处理的时间长达509天。
针对相当比例的高官在10天内就被公布处理结果，汪玉凯表示这反映了中纪委在办案过程中非常强调效率的特点。最快查清案件，第一时间公布，绝不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