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遭受损失而犯罪人无力赔偿怎么办?这时，对被害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则成了一纸“法律白条”。7日，最高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法律专家认为，在加害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予以救助。
昨日，记者从省高院获悉，省高院已有研究、试点并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意向。并且，早在2004年，德阳市绵竹法院已先行尝试“司法救助基金”。
典型案例
犯罪人无力赔偿被害人
案例A 研究生被杀家人难获赔偿
2005年7月2日晚，成都某高校在读研究生杨国骅和5名同学在九里堤中路某烧烤店为同学潘某庆贺。凶犯罗志刚随后带女友来该店喝酒。晚11时，罗因酒力发作，走到杨国骅跟前，拍着杨的肩膀要打火机。杨国骅表示不抽烟没火，罗却掏出水果刀捅向杨国骅。杨国骅因伤重当场死亡。2006年3月杨母拿到成都市中院判处罗志刚死刑的判决书。尽管她曾诉请法院判罗支付精神抚慰金及丧葬费共计146.9万余元，但由于罗无民事赔偿能力，杨母至今也未拿到一分赔偿费。为了让罗尽快受到惩处，杨母甚至不得不撤销对罗志刚的所有民事赔偿请求。
案例B 被打残治疗费无人买单
2006年9月6日上午8时，21岁的兰某在成都牧电路一家网吧上网时，因收费问题与网吧老板江某发生抓扯。在打斗中，兰某抓起吧台的一把折叠刀将江某右眼球捅爆后逃离，随后自首。2006年12月6日，青羊区法院酌情考虑减轻了兰某的刑期，但网吧老板、一级伤残的江某提出的10万元民事赔偿却无法执行。因为兰某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失业，没钱赔偿。“这种案件太普遍了，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高额赔偿案件，穷困潦倒的家境根本无法办到!”
这些案件无不反映出一个让人忧虑的问题，如果按现行的法律规定，这些被害人很可能拿不到赔偿，他们的未来生活会怎样?无法预测。
法学专家 建议设国家救助基金
“目前，我国刑事法律在救助刑事被害人方面处于空白。”川大法学院伍长康副教授告诉记者，为此她在2年前还专门向全国人大提过建议，建议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基金。伍长康指出，法律界提到“刑事被害人”绝大部分是指造成人身损害的人，即指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受伤这类刑案的受害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如果加害方没有执行能力，或者案子进入了漫长的司法程序，被害人往往无法及时获取赔偿。[page]
鉴于我国国情，伍长康建议目前应当先保障那些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可以从保障基本生活和医疗这些基本救助开始实行。
律师经验 刑案民事赔偿多成“白条”
“法院虽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害人或其家属并没有得到赔偿。”四川兴华中律师事务所主任周建中律师说，刑事案件民事赔偿难是个很容易出现的局面。被执行人没有执行能力时，刑案民事赔偿难免就成了“法律白条”;被害人家庭如果不富裕或原本就贫困，得不到赔偿就势必雪上加霜。
省高院回应 时机成熟时试点司法救助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经有上海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诉讼终结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对此，省高院相关人士表示，建立该救助制度与当地的财政收入状况挂钩。他们也将在时机成熟时，进行试点和调研活动。
省高院刑一庭综合办案组组长马益迅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救助途径有三种———私力救助、社会救助和政府救助。目前，私力救助最为常见，即在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社会救助偶尔有，即热心人和慈善机构的捐助等。政府救助则主要是民政部门以抚恤金的形式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帮助。“目前国家救助还是空白。”马益迅说，由于罪犯个人经济状况不佳，很多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最终无法落实。被害人面对“空头支票”，有苦难言。
马益迅表示，国家建立该救助制度后，能更及时地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利益纳入司法程序中。
绵竹经验 首个司法救助基金已运行2年
据了解，早在2004年3月，德阳市绵竹法院由当地财政划拨20万专款，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司法救助基金”，帮助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渡难关。该基金由法院设立专门账户代管，专款专用。使用救助金的被救助者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申请人和被执行人都是自然人;双方当事人生活确有困难。符合条件者，可向法院提出申请。随后，法院的执行干警将现场调查，情况属实，正式写出书面申请，再层层递交法院负责人、当地政法委领导小组审批，得到批准后才能从救助金里支取现金。支付金额也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形来定，酌情考虑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每年一般支付3—5次，时间一般安排在春节及“五一”、“十一”期间。
救助金被支付完后，当地政府将以财政拨款给予补充。[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