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违约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以此作为确定违约严重性的依据，从而为确定解除合同的要件，限定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奠定了基础。在一方违约以后通过根本违约制度限制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对于鼓励交易、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根本违约(Fundamental breach,Substantial breach)是从英国法中产生的一种违约形态。英国法历来将合同条款分为条件和担保两类，“条件”是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条款，担保是合同中次要的和附属性的条款。当事人违反不同的条款，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按照英美法学者的一般看法，条件和担保的主要区别在于：违反条件将构成根本违约，受害人不仅可以诉请赔偿，而且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正如法官弗莱彻、莫尔赖在1910年沃利斯诉普拉特案中所指出的：“条件直接构成合同实体，置言之，它表明了合同的具体性质，因此不履行条件条款应视为实质性违约。”[(1)a]按照英美法学者的解释：条件“直接属于合同的要素，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义务对合同的性质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如一方不履行这种义务，另一方可以正当地认为对方根本没有履行合同。”[(2)a]而对于担保条款来说，只是“某种应该履行，但如不履行还不致于导致合同解除的协议。”[(3)a]因此，违反该条款当事人只能诉请赔偿。
根据一些英国学者的看法，早在1851年出现的Ellen诉Topp案件中，就已经出现了根本违约的概念，但真正确立这一制度，始于1875年波萨德诉斯皮尔斯(Poassard V.Spiers《1876》I.Q.B.D.410)案。本案中，一女演员与剧场约定在歌剧中担任主角，但在歌剧上演期到来时，未到达剧场，剧场经理只得找其他人担任主角并解除合同。该女演员在歌剧上演后一周方到达剧场。法院认为，该女演员违背了“条件”条款，故剧场经理有权解除合同。在1876年贝蒂尼诉盖伊一案中[(3)a]，某歌剧演员许诺为英国的某音乐会表演3个月，并约定在音乐会开始前6天就开始排练，但他实际上仅提前两天抵达伦敦，导演拒绝履约并要求解约，由此提起诉讼。法庭裁定，原告违反的仅是保证条款。因为合同的实质条款是当事人履行表演义务，而排练仅属于次要义务，因此合同并没有被解除。1979年的英国《货物买卖法》第61(1)、11(2)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根据该法规定，由于担保仅仅是“一个附随于合同的主要目的”的条款，因此，违反该条款，只是使受害人享有要求赔偿损害的权利。而按照英国的一些判例，违反条件条款，则构成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将使受害人有权解除合同。
英国法关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对于美国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统一商法典》回避了根本违约的概念，没有明确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但美国合同法中接受了这两个概念，并认为违反了条件条款，将构成重大违约，并导致合同解除。[(1)b]
由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直接影响到违约的补救方式，因此，法官在违约发生后应判断当事人违反的义务在性质上是属于条件还是属于担保条款，并进一步确定违约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然而，在实践中，对这两种条款作出区分常常是困难的。因为“在条款中，表面上通常并不附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即使有，双方当事人所使用的术语也未必确切，因为他们很可能用错这些词。”[(2)b]在学术上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应从条款本身的重要性上区分哪些条款是担保条款、哪些条款是条件条款。条件条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实质性的条款，违反该条款将导致合同解除。[(3)b]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义务(如出卖人应负对产品质量的默示担保义务)，违反该义务将构成违反“条件条款”。[(4)b]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违反义务后是否给受害人造成履行艰难(hardship)来决定哪些条款是担保条款，哪些条款是条件条款。[(5)b]由于此种观点将违反条件条款并导致合同的解除的情况局限在以履行艰难的后果作为判断标准上，这就严格且不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解除权，因此并没有被广泛采纳。由于从条款的重要性来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在实际操作中遇到很多困难，因此英国法开始以违约后果为根据来区分不同的条款。正如阿蒂亚所指出的：“违反某些条款的后果取决于违约所产生的后果。其理由是，一方鉴于违约而取消合同的权利，实际上是据违约的严重性和后果决定的，而不是由被违背的条款的类别决定的。有些似乎对合同是非常重要的条款，可能在较小的程度上遭到破坏，且未引起严重后果，这样，也就好象没有什么理由因一方违约而赋予另一方以取消合同的权利。”[(5)b]这就是说，违约违反的条款是属于条件还是保证条款，主要应取决于该违约事件是否剥夺了无辜当事人“在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本来应该得到的实质性利益”。[(6)b]英国法院已确认了违反中间条款(Intormediate term)的违约形式，即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兼具要件和担保性质的中间性条款时，对方能否解除合同，须视违约的性质及其严重性而定。在1962年英国上诉法院审理的香港弗尔海运公司诉日本川崎汽船株式会社案中，法官认为“违反适航性条款可能违反合同的根本内容，也可能仅违反合同的从属性义务”，[(7)b]因而应依据违约的后果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