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角度分析张杰与ST公司纠纷一案

一、案情：2004年张杰参加“我型我秀”活动，并取得当年总冠军。同年9月1日，张杰与上腾公司签订《推广艺人演艺协议书》。根据该代理协议未经上腾公司许可，张杰不得私下参加各类商业性或非商业性活动，也不得与其他公司、机构或个人签订经纪合同或其他形式的合作合同。上腾诉称：2007年，张杰不辞而别，并报名参加了“快乐男生”活动。上腾遂以公开信方式函告张杰，要求张杰继续履行与上腾公司的协议，退出“快乐男生”比赛。而张杰却在接函后要求解除与上腾公司的代理协议，并与天娱传媒公司签订了演艺经纪合同。为此，上腾娱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张杰继续履行与本公司签订的《推广艺人演艺代理协议书》。2007年8月28日与2008年5月8日，法院两度开庭公开审理此案。
　　起诉至今，上腾公司两次追加诉讼请求，至5月8日止，ST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共包括：
　　1、要求确认与张杰签订的《推广艺人演艺协议书》有效
　　2、确认张杰报名参加2007“快乐男生”的行为构成违约
　　3、要求张杰继续履行与本公司签订的《推广艺人演艺代理协议书》
　　4、要求张杰赔偿在未履行合约期间给公司造成的损失（5月8日要求的赔偿金额为60余万元，后追加至102.6万余元）

二、下面我将对庭审中的一些争议点逐一进行分析
　　（一）经济合约合同的性质、效力问题
　　张杰方律师认为，合同为委托合同性质，可以单方面提出解除；ST律师认为，合同为复合性质合同，不可以单方提出解除。另外，张杰的律师指出上腾不具有有关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诉争的代理协议应判定为无效协议。个人认为：
　　1、合同性质应为无名合同，具有委托合同与劳动合同的一些类似点，因此应按照《合同法》124条的规定，适用《合同法》总则中的相关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分则中委托合同及《劳动合同法》中相关内容。
　　2、对合同的效力，应为有效合同。因为，缺乏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并不构成对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违反，而合同签订的本身也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理由。另外，如果是在2005年，张杰还可以以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为理由请求法院撤销合同，但在2007年，早已超过除斥期间，因而合同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3、合同现在已经解除。ST在诉讼请求与两次庭审中，反复提到要求张杰在赔偿违约期间对ST造成的损失之外，还要求其继续履行原与ST签订的经纪合约，也就是ST认为合约并未解除。但我认为，无论是依照《合同法》第410条的任意解除权的规定，还是依照《合同法》总则中第94条合同的法定解除权的规定，任意一方明确表示解除合同或者明确表示不履行自己的债务，合同均为解除。因而我认为这点是毫无争议的。另外，无论是依据《劳动合同法》还是《合同法》第111条，以及一般的法理认识，人身性质的债务应该属于不可强制履行的债务，而《合同法》第97条对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规定得十分明确，即“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因此，无论如何，ST都不可能强制要求张杰回ST继续履行合约。因此，我对ST的这个诉讼请求及律师对次诉请求的坚持感到十分不理解。

　　（二）是否构成违约及违约责任的大小、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
　　ST方坚持认为张杰违约。张杰的律师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的观点是：张杰属于行使“不安抗辩权”，并提交了会计师事务所所提供的审计报告，证明上海上腾娱乐有限公司经营状况不良，持续经营乏力，缺乏履约能力。在第二次庭审中则主张：张杰是因为公司“雪藏”而出走，是一种“自救”行为，且参加快乐男声前，已发过律师函给公司，提出解约，因此不存在违约，我认为这个抗辩理由应为“先履行抗辩权”。另外，ST公司提出的赔偿数额的计算包括：3年的工资共计5万元，服装费、交通费等共计13万余元，我型我show节目的一部分制作成本、唱片制作费、推广费等，另外还有张杰签约新公司以来的所赚取的收入部分。由于本人没有亲自去听庭审，对此部分内容双方的举证质证过程不甚清楚，因此只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分析。
　　1、合同解除，双方各有责任，但违约责任的大小，则只能依靠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来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讲，张杰的律师在第二场庭审中所提交的答辩理由比第一场的更合理，也更有可操作性。
　　在证据方面，ST方应尽量列举其为张杰所进行的精确投入，包括哪些宣传推广活动，公司的花费、张杰因此得到的收入等等。而张杰方则应尽量举证ST方的不作为，如不出示演出合同，不能及时结算收入、扣留版税、推广不尽责等。从客观角度来讲，我认为，ST在这一部分的举证应该会占有优势，只要其认真履行了推广义务，则只要其提交具体财务报表即可。而张杰方，要举证证明ST方的不作为的客观证据，恐怕反而会有一定难度。
　　2、从赔偿角度来讲，如果认定为委托合同反而对ST方更有利。依据《合同法》第398条委托费用的规定，如果认定为委托合同，则张杰应该承担其唱片的制作费、推广费等，ST可以以此为理由要求赔偿。而如果依据复合合同的说法，依据一般法理及《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双方权利义务应该对等，不可显失公平，则ST所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方对合同性质的主张反而都成为了有利于对方答辩的主张，这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3、依照《合同法》113条对损失赔偿额的规定，违约责任的赔偿应包括因违约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违法合同一方签订合同时可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来说，ST提出要求张杰赔偿其在签约新公司后所赚得的收入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如何判定可预见的标准，在举证中恐怕存在不小的困难，因而我认为ST这一部分的诉讼请求很难实现。
　　4、合约中是否具有格式合同条款及其效力。因为张杰签约时尚为新人，且当时比赛完后，ST所签艺人并非其单独艺人，因此我个人推算在合约中应该存有格式合同条款，侧重对公司利益的维护。张杰律师可以从这个角度，证明合同的显示公平性，或证明合同加重了己方责任等事项，作为答辩理由。

三、由此案联想到的
　　1、客观说，ST要求的100多万赔偿并不高，而此案过程中，ST方纠缠于对违约赔偿的数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合约签订时并没有规定违约金。从对公司利益保护的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时就规定较高数额的违约金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即使在之后法院可以适当降低，但有“适当”的限制，其数额也不会过低，而且会省下举证的麻烦。[page]
　　2、从艺人的角度来说，有效保护自己利益的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是要求在合约中加入“争议解决条款”，而且我的建议是直接规定仲裁解决条款。我对张杰一案的一个看法就是，在法院公开审判其实对艺人并不十分有利，因为法院程序比较冗长，尤其是一审程序，基本审限为6个月，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而经上级批准，可以继续延长，且此次演唱时限为X。而且如果案件上诉，再发回重审的话，这个过程将会重新启动。而ST公司一直坚决反对调解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为了保留上诉权力，采取拖字诀。相对而言，仲裁的保密性、效率性更高，更有利于对艺人的保护。
　　3、我国演艺圈中，并不存在类似一般公司企业中的工会组织那样可以对艺人形成保护性的组织，也不具有港台或国外那种具有较强组织性的演艺人协会，因此如何加强对艺人，尤其是一些尚不成名艺人的保护，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无论是通过选秀进入演艺圈，还是通过其他途径，由于新人对这个圈子的不了解，所签订的条约内容，通常更加侧重对公司利益的保护，未必有能力很好的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当艺人开始走红后，当然会追求自己更大的利益，因此艺人与经纪公司的矛盾并不少见。这其中，艺人有自己的委屈，演艺公司也有，要想避免这个问题，规范演艺公司合约的签订标准是很重要的。但正如上面所说，目前我国并没有一定的组织或者行政法规来对此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无疑是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