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某将自己的门面房租给陈某经营，租期为5年即2008年10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租金于订立合同时给付第一年的租金，于每年的10 月20日前给付下一年的租金，合同约定，如承租人陈某在约定时间未付租金的，出租人余某有权解除合同。2010年10月20日前，陈某未将下一年度的租金给付余某，余某也没有通知陈某解除合同。几天后，余某拒收陈某的租金，并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租赁合同。
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拥有解除权的合同一方应当通知对方，而余某未履行通知义务，故合同不能解除。
第二种观点：合同能够解除，租赁合同已明确约定了解除条件，而陈某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余某起诉，法院向陈某送达了诉状副本时合同即能够解除。
第三种观点：合同能够解除，不应以诉状副本送达就合同解除，而应以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为解除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支持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本案的意见分岐在于合同解除权人在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未通知而直接起诉解除合同能否得到支持;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合同解除有三种类型：即协商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协商解除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约定解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当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是符合了法律规定情形的时候，一方要求解除合同。约定和法定解除涉及到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解除权，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即一方当事人依自己的单方行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但解除权的行使也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相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从该条可以看出，拥有解除权的合同一方要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只要通知到达对方，合同就解除，而无须得到相对人的确认或者同意，但相对人可以行使抗辩权，即该条后半部所规定的“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本案的合同解除属于典型的约定解除，双方明确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本案在诉讼前未履行通知义务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合同能否解除以及该合同何时解除呢？结合本案及《合同法》立法的本意，本案中合同能够解除，且应以诉状副本送达陈某时合同即解除。
理由主要在于：首先，《合同法》规定解除权人在解除合同前应当通知合同相对方，通知是解除权人的义务，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必须要履行此程序，而这样做不仅使解除权人不能随意的解除合同，也使合同相对人有知情的权利，做到权利义务的对等，避免合同解除权人擅自解除合同带来的矛盾，《合同法》的规定是对解除权人的限制。
第二，《合同法》虽然对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规定了通知义务，但并不要求相对方同意通知的内容，解除的通知到达相对方时，合同即告解除，这也正是解除权属于形成权的原因。法律规定以通知“到达”做为合同是否解除的界限，而不以相对方的同意为要件，也是为了更好保护合同解除权人的利益，此规定同时从立法层面上来讲也对合同相对方的一种督促，促使其能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三，《合同法》对解除通知的形式没有限定，只要是可以起到使对方了解其有解除合同意思的通知，应该说都是可以的。那么诉前未履行通知义务而直接起诉至法院，能否视为通知呢，解除权人起诉至法院，要向法院提供诉状，阐述解除合同的意思及理由，法院向被起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让被起诉人知道了起诉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这时解除权人的通知是通过法院作为媒介传递送达，只要这种通知到达了合同相对方合同即能解除，这完全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立法宗旨。因此本案中合同能够解除，由于租赁合同已明确约定解除条件，而陈某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余某起诉，法院向陈某送达了起诉状副本时合同即能够解除。
第四，合同从起诉状副本送达时即产生解除的效力，与法院的判决解除合同并不矛盾，因为对于合同解除之诉，法院判决确认的是当事人有无解除合同的权利及解除合同的效力，法院的判决只能是对权利人行使权利是否合法性予以审查，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作出解除合同决定的实体权利，这一点与《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条文后半部即“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立法宗旨是完全吻合，法律规定法院及仲裁机构只是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也正因此，不能以判决的日期来判定当事人合同是否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