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判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减免属国家政策调整，是合同成立时当事人无法预见的，是在合同成立后，与合同当事人无关的客观原因发生的，如果继续履行合同明显失去公平，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合同成立后，对双方当事人风险和机遇共存，当事人既要承担风险责任，同时也享有机遇所带来的利益，变更合同反而显失公平，因此农业税减免不能引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变更或解除。笔者同意后者的意见，其理由如下：
一、我国现行法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不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情势变更制度或原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来的，已为一些国家和法律所确定。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成立后，作为合同关系基础的情势因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克服的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造成重大损失，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存在不同的意见，主张建立情势变更制度的认为，根据公平原则，应当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反对建立情势变更制度的认为，什么是情势变更，各国的理解不尽一致，界限不好确定，规定会产生情势变更原则的滥用，会影响合同的履行，不应建立情势变更制度。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约定由流转后享有土地经营权的人向国家缴纳农业税，由于国家农业税的减免使土地承包金、出租金、转让金提高幅度较大，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获得较大利益，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因土地流转没有享受到国家农业税减免带来的实惠，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要求增加承包金、出租金、转让金，甚至要求解除合同，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因此引发大量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诉诸法院或申请仲裁机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应当受理，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受理后可以主持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视为协议变更或解除合同;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于我国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没有依据，应被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驳回请求。
二、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情势变更制度的沿革来看，没有最终确立情势变更制度。
1986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规定了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应当允许合同变更。
由于我国当时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国民经济不发达，减免农业税会造成国库空虚，国家对农业税的征收只能在征收幅度上进行微调，不可能大幅度减收或免收;价格也受国家政策的调整，从而引发价格的波动，对合同当事人的收益状况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平衡合同当事人的收益，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可以变更合同的司法解释，是与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状况及农民的收入状况相适应的。
国家税收的调整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的，也是不以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符合情势变更的特征。这一情势变更制度的规定，对于当时农村承包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起到较大作用，也是我国关于确立情势变更制度的一次偿试。[page]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司法解释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9年7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文简称《规定》)规定了“对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金的，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对当事人单方要求变更承包金的，不予支持”。这一规定明确了在农业承包合同的履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变更承包金，对单方变更承包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该《规定》并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制度，并规定“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1986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废止。”可见随着《意见》的废止，情势变更的规定也同时失效。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适应，也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
2005年7月2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该规定仅限制两种情况，一种是承包方将土地无偿流转，另一种是承包方不仅不收流转价款，反而向对方支付费用。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可以变更，是因为合同在订立时就显失公平，是可变更民事法律行为。
排除了承包方将土地无偿流转的情况，承包方将土地有偿流转，依法不应变更合同，更不能解除合同。从适用的原则来看，确定了适用公平原则。从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沿革来看，并没有最终确立情势变更制度，最高院虽然曾做过有益的偿试，但为了保持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一致性，也已被废止，所以在审判实践中，不应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三、从情势变更的适用程序来看，情势变更仅适用当事人协商变更。
在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况时，并非自动地发生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后果，当事人须经一定的程序才能变更或解除合同。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程序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当事人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程序。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当运用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因为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实际上是订立一个新合同来变更或终止原订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发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约，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对要约予以承诺，变更或解除合同即可成立;如另一方当事人不予承诺，原合同继续有效。
二是当事人一方行使变更或解除权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程序。合同变更或解除权是当事人一方以其意思表示即可使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形成权是指权利人仅凭自己单方的行为便可以使某种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变更权和解除权是形成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变更权或解除权的产生，一是合同的约定，二是法律直接的规定。合同约定附变更条件的，系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可见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况时，一方当事人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具有法律直接规定的事项，这种法定事由不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我国现行法并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享有因“情势”而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以情势变更为由向另一方当事人传达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因对方当事人不享有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拒绝承诺，由此产生纠纷，即使诉诸法律，由于不享有变更或解除权，其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
我国农业税减免政策的出台，是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是为了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已经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民获得利益。而转让土地经营权者早已离开农村，他们在城镇大多有较稳定的收入，已经融入城镇建设之中。如果允许合同变更，真正获得实惠的不是因受让而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民，而是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民，从而改变了我国对农业资金投入的方向，使资金流失，与我国农业税减免政策相悖，也不能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也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page]
郝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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