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在本镇副镇长阳学强介绍下，仙桃市长土尚口镇黄旺村与该镇养殖大户杨友金签订了一份合同：黄旺村将村小学及校边近30亩田地承包给杨，用于种草养羊，租金和承包费一年共5000元。
双方的初衷是：黄旺村希望通过招进能人促进村里产业结构调整，带动村民发展养羊业致富;杨友金也打算用种草养羊这个新项目多赚钱，早日致富。
本来是“两好合一好”的事，但结果却出乎双方意料之外。
合同签订后，杨拖着12只羊到了黄旺村。秋播时，杨认为目前的羊少了，便在地里栽上小麦和棉花，想以短补长。于是矛盾就来了。黄旺村民认为：既然是种小麦，以这么优惠的条件招外村人种不如村民自己种，部分村民为此找村干部“说理”。村干部们为此开了两次会，在做村民工作的同时，对杨友金的为人和经营能力进行了调查，“在确认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决定引进另一外村农户养殖大雁鹅。于是，杨被迫迁出学校，在校外搭了个屋居住。今年5月，村里找杨要交500元钱。本来对被“赶出学校”就有意见的杨友金说，合同上写明除承包费外其它任何费用可以不交，而且村里同意今年的承包费可以缓交的，便不愿交。村里仍强要他交，并规定了最后期限。杨却在交承包费的最后期限的头天晚上，偷偷地收割了大部分成熟的小麦，带着12头羊一道悄悄地离开了黄旺村，一去不复返了。
结果，村里除收了杨1000元押金外，没收到一分钱承包费，还要做工作，将田包给其他村民。杨也只得“将种羊作肉羊的价格卖掉”。双方损失均颇大。
对于谁不按合同办事，黄旺村干部和杨友金双方都向记者陈述了各自的“版本”。
8月11日，杨友金专程从打工地———荆州市区来到武汉，在编辑部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村里不按合同办事，还逼得我无家可归。”他说，当初自己把原来的房子都卖了，确实是一门心思想在黄旺村搞好种草养羊的，但“村主任沈红兵的亲戚想借学校养大雁鹅”，自己被村里“强行赶出了学校”，使自己的发展计划“大受挫折”。同时，村里说好不收其它费用的，但还是逼着他交钱，还动手打人。他已经挨了几次打了，“被搞怕了”。他是怕挨打才离开黄旺村的。自己买种羊和种田共投资了1.6万元钱，怎么会轻易离开呢?再说，还有“好多麦子和棉花没收哩”。“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过这种到处流浪的生活呀?!”杨友金的这种说法令村干部大呼“冤枉”。9月10日，正在汉江堤上带领村民防汛的黄旺村委会主任沈红兵，听说记者来调查，忙赶回来。他气愤地说：“姓杨的说的没有一句是真话!”据沈介绍，当初把杨引进来，确实对他抱有希望。为此，村干部还“好不容易做通村民的工作”，调出田来让杨种草。可杨不种草，却种麦，村民意见很大。“我们发觉杨没有发展种草养羊的实力”后，才决定将学校租给自己的亲戚养大雁鹅的。“他的租金比杨还高些”。为此，村里还提出三条解决办法要杨选择，杨选了第二条：村里在校外给他建住房和羊舍，年租金500元。后来村里向杨要的，“就是这500元租金”。说到他动手打人的事，沈解释说，打人的事是因村民的早黄豆受到杨的羊危害才引起的，自己“根本没打杨”。杨偷偷跑走，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又不想交承包费”。
种种迹象表明，当初双方决定合作时，还是有诚意的。签订合同时，杨还请了位“司法的同志”来，合同签订前后，村干部更是“围着杨团团转”。然而，还未到一年，合同为什么会成为一张废纸?我们又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先从村里来说吧。按照黄旺村干部的说法，当时引进杨“主要是通过阳镇长介绍的”，“并没有对杨的项目和经济实力进行调查。”后来才发现“杨没有什么经济能力”，“而且养羊在本地欠妥。”从一开始，黄旺村清屋腾地引进杨友金种草养羊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公允地说，村里想通过“引进人才与项目”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的愿望是好的，对杨友金到黄旺村来态度上是欢迎的，政策上也给予了很多优惠，“光调田就做了不少工作”。但“人才与项目”的底还没清楚就“大动干戈”，最后弄得村民有意见，承包费没收到，影响也不好。
造成这种“恶果”，我们的村干部们要不要从当初的盲目上找找原因呢?
对于将杨从学校“迁出来”但没有再签一份变更合同，沈红兵有些后悔。当记者向他出示合同原件时，他有种“有理难说清”的无奈。据沈说，当时跟杨谈的是三点，并且要杨自己选择。一是按原合同不变;二是村里另做羊舍及住房，每年收500元;三是村里提供木材，杨自己做羊舍，村里只收承包费。杨同意第二点，村里便“花了3300元给杨做了住房、羊舍”。“迁出学校是杨自愿的”。但杨却说，自己是被迫的。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仅从“白纸黑字”上看，“被迫”的说法“更有依据”。显然，即使村干部的说法全是事实，但没有“白纸黑字”证明，就是吃亏也只能吃“哑巴亏”。沈红兵也承认：确实是我们法律意识淡薄的结果。
那么，我们的村干部是不是应该在学法、守法、依法办事上多下点功夫呢?
再说说农民杨友金。种草养羊是国家提倡且被实践证明了的好项目。但自己有没有能力发展，黄旺村适不适合发展，杨友金也“不是很有底”。据他介绍，“买种羊的钱多是借的”，“再没有流动资金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杨当初的想法却是要包100亩田种草养羊。但一亩草能养多少只羊，包多少田合适，最后的效益账算不算得过来，杨友金还“说不准”，抱着早日致富的强烈愿望和“搞上去再说”的想法，他也是“匆匆上马”，结果弄得“亏了血本”。
由此可见，好项目要产生好效益，还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搞上去再说”，往往得不偿失。
杨友金反复对记者说，自己“确实是被村里从学校撵出来的”，在村里强收承包费时也“确实挨了打”。但当记者问他：你有合同在手，就是打官司也有依据，为什么不坚持呢?村干部打人，是违反政策法律的，为什么只躲不告?杨友金却说，“我一个农民哪想去打官司呀”，“再说，我知道是搞不赢他们的”，所以“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显然，对于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杨友金“没去想”。[page]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出现了合同纠纷，在协商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最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不然，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往往很难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占。
原来想包100亩的杨友金，就是只承包了30亩田也没全种草，而是多数种上棉花和小麦，为什么这样安排也不向村里作解释。这样就给当地农民传递出两个信息：一、信口开河，不可靠;二、说是种草养羊，包了田却种小麦棉花。小麦棉花谁不会种?非要从外村引进?于是，很多村民认为杨不讲诚信，要求村里解除与杨的合同。另外，杨对羊的管理也不精心，经常发生羊到别人田里吃青苗的事，又不情愿赔，以至造成与村民的纠纷。
生产经营一定要讲诚信。哪怕是向公众提供的信息，或者与公众的交往，也应取信于人。不然，就是有道理，也容易造成别人的误解、曲解，影响生产经营，也影响合同的履行。
通过对这起未履行的合同的了解，记者觉得合同双方都应该好好反思，汲取教训。记者希望，村里在今后的引进开发中，农民在选择项目及生产经营中，还是要“看准了再干”，干事还是应该要用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然，吃亏的还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