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合同的产生，首先是基于经济的发展，对高效率追求的需要;此外，社会中一些优势经济实体的产生，也为其产生提供了必要。
在我国格式合同应用十分广泛，涉及公用事业、出版业、银行业、保险业、交通运输业等等。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格式合同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在简单的商品交换，由于商品交换很难形成规模交易，交易合同的订立均需要当事人的具体协商。
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社会与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社会商品与生产资料得到一定的丰富，格式合同的产生有了物质基础。其后，“合同自由” 成为合同赖以建立的基础。表现在法律上便是注重当事人意思一致的内容，而轻视意思表示的形式，合同自由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诺成合同、非要式合同就得到飞速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垄断性大企业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公用事业的私营化，19世纪保险业与铁路运输业开始出现了格式合同。20世纪20年代后公用事业广泛地采用格式合同。40年代后，格式合同在商业领域盛行，到了近代我们已经生活在格式合同中了(注2)。
格式合同使用简捷，省时、经济，体现了经济生活高速效、低耗费的特点与交易高速度的要求，这是格式合同产生的直接原因。格式合同之所以日益普遍，有三种社会动机：一是法律行为产生或缔约行为的强制性倾向;二是缔约、履行大量地发生与不断地重复;三是以大量生产消费为内容的生活关系，使得企业与顾客均希望能够简化缔约的程序。
除此之外，垄断的出现、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地提高也是格式合同产生的重要原因，垄断者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优势地位，谋取不公平利益，格式合同成为一种他们手中掌握的最好不过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交易内容的重复性以及社会对交易简洁、省时高效的要求，导致了格式合同的大量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