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在利用股权融资对外筹集资金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就可能产生进行各种非生产性的消费，采取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股东的投资政策等道德风险行为，导致经营者和股东的利益冲突。Jensen&Mecking(1976)认为当融资活动被视为契约安排时，对于股权契约，由于存在委托(股东)——代理(经理人)关系，代理人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和委托人相一致，而产生代理成本。
代理人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为增加自己的收益而损害和侵占委托人的利益时，就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对于解决经营者的这种道德风险，转换融资方式，企业投资所需的部分资金通过负债的方式来筹集被认为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经营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主要源于管理者持股比例过低，只要提高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就能有效地抑制其道德风险。因此，在管理者的持股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在企业的融资结构中，增加负债的利用额，使管理者的持股比率相对上升，就能有效地防止经营者的道德风险，缓解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由于负债的利息采用固定支付的方式，负债的利用有利于削减企业的闲余现金收益流量。
在Jensen&Mecking的分析框架中，债务是通过提高经理的股权比例来降低股权的代理成本的。因此，对管理者几乎或根本不拥有股权的大型现代公司解释力不足。Grossman&Hart(1982)弥补了这个缺陷，在他们的研究中假定经营层在企业中持股比例为零或接近于零，这时债务可视为一种担保机制，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当企业利用负债融资时，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经营状况恶化、债权人有权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这时，企业经营管理者将承担因企业破产而带来的企业控制权的丧失。因此债务融资可以被当作一种缓和股东和经理冲突的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