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股东查阅权 正当目的
内容提要： 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完善了股东查阅权制度，但还是十分粗陋。国外股东查阅权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借鉴国外先进的公司立法，剖析查阅权的主体、行使查阅权的条件、查阅权的客体及查阅权的限制等，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股东查阅权制度的可操作性。
股东查阅权滥觞于美国，（P366）指股东对公司会计账簿、会计文书等相关会计原始凭证和文书、记录进行查阅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本文将全面探讨查阅权制度，包括查阅权的主体、行使查阅权的条件、查阅权的客体及查阅权的限制等。
一、 查阅权的主体
查阅权能够使股东获得公司必要的信息，那么是否任何股东都可以行使该权利呢？换言之，查阅权究竟为单独股东权还是少数股东权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立法例：
一是少数股东权模式，即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股东方可行使查阅权。1969年美国《示范公司法》第52条规定，只有持股6个月以上或者持股比例达到5％的股东才可以行使查阅权。1997法案通过之前，纽约州《商业公司法》第624条也存在类似规定。《日本商法典》（2001年修订）第293条之6规定，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才可以行使查阅权。
二是单独股东权模式，即任何股东均可单独行使查阅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某些州在修改公司法时就放松甚至取消了持股比例的要求，例如：《纽约州商业公司法》经过1997年的修订，其第624条删除了股东行使查阅权关于持股时间和比例的要求，任何股东均可以要求查阅公司账簿记录；《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2005年修订）规定，任何股东都可以要求查阅公司账簿记录。我国台湾《公司法》（2001年修正）第48条规定：“不执行业务之股东，得随时向执行业务之股东质询公司营业情形，查阅财产文件、账簿、表册。”我国《公司法》未对股东持股比例提出要求，因此我国的查阅权立法应当纳入单独股东权模式。
一般而言，单独股东权模式优于少数股东权模式，后者容易不适当地剥夺中小股东的查阅权。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查阅权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保障股东知情权的同时，也可能不适当地损害公司利益。有鉴于此，应当从不同类型公司的实际出发重构我国的查阅权制度。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坚持单独股东权的立法模式。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因素，股东之间的信任和监督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至关重要。赋予每一位股东查阅权，有助于形成股东之间的信息对称，从而增进股东之间的信任；反过来，信息的流动性和透明化，有助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此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行使查阅权不至于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于某些信息，任何股东均可单独行使查阅权；对于其他信息，只有单独或者合并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股东才可以行使查阅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就是采取的这种立法模式。该法第220条就股东查阅权的行使提出了正当目的的要求。（P1610）对正当目的的证明，按照股东查阅账簿记录种类的不同，第220条采取了分类处理的办法：股东要求查阅股东名册以外的账簿记录，必须证明以下三点：（1）该股东的确是公司股东（2）该股东已经按照第220条的要求的格式和方式提出了查阅要求；（3）该股东的查阅出于正当目的。股东仅要求查阅股东名册，证明了前两点之后，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公司，公司有义务证明股东的查阅目的不正当。这就意味着任何股东都有权查阅股东名册，但对公司的其他账簿记录，股东查阅的前提之一就是证明目的正当，而法院对正当目的进行审查的标准之一就是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虽然该标准在考察股东正当目的方面不具有决定作用，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支持股东正当目的时，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就成为正当目的判断标准。
二、行使查阅权的条件：正当目的
股东享有查阅权，除了遵循正当程序外，各国立法还提出了正当目的的要求。而由于正当目的系主观要件，如何界定就十分棘手。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立法模式：
一是概括式，即立法只提出正当目的的要求，具体标准由司法实践把握。例如，前述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的规定：股东仅要求查阅股东名册，证明了该条前两点之后，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公司，公司有义务证明股东的查阅目的不正当。……但对于何谓“正当目的”，该法并未解释。韩国商法和我国公司法也采取了这种模式。不过，我国的立法亦有自己的特色，并非对股东查阅任何账簿记录都要求正当目的，只有查阅账簿时才有此要求。结合我国目前股东权益的保护现状，这一做法值得肯定。
二是列举式，即除了规定正当目的的概括性要求外，还列举构成正当目的的具体情形。前《日本商法典》采取了该立法模式。该法第293条之6规定了股东查阅权，第293条之7规定：有依前条规定的请求时，除有可认定其请求符合下列事由的相应理由的情形之外，董事不得拒绝：1.股东非为有关股东权利的确保或者行使而请求进行调查时，或者为损害公司业务的运营或者股东的共同利益而请求时；2.股东成为与公司进行竞业的人，与公司进行竞业的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或者执行经理时，或者为与公司进行竞业的人持有该公司股份的人时；3.股东为将通过前条第1款的阅览或者誊写有关会计账簿及资料所获知的事实向他人通报获利而提出请求时，或者在请求日的前2年内，为通过向他人通报从有关该公司或其他公司的会计账簿及资料的同款的阅览或者誊写中获知的事实获利的人时；4.股东在不适当时间，提出前条第1款的阅览或者誊写有关会计账簿及资料的请求时。（P143）
两相比较，列举式优于概括式，前者确立的正当目的标准较为具体明确，便于股东行使查阅权和法院审查。建议修改我国的立法模式，采取列举式，在设立正当目的一般规定的同时，列举正当目的的若干情形和不正当目的的若干情形，提升公司法的可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股东行使查阅权的目的有时并非是单一的，可能既存在正当目的又存在不正当目的。对此，美国特拉华州法院认为，一旦股东证明目的的正当性，其依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获得法律救济不会因为其存在其他不正当目的而被驳回。然而，既有正当目的又有不正当目的股东查阅账簿记录将被限制在可以达到其表明的正当目的的必要范围内。而且针对依据220条提起的诉讼，公司不能通过某些方法寻求回避提供账簿记录的义务，如对管理不善诉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怀疑，或者采取“白无暇防御”即通过诉讼试图证明讼争的管理不善行为完全合理合法。（P1612）这些充分保护股东知情权的做法值得借鉴。[page]
三、查阅权的客体
（一）查阅权客体范围的一般规定
查阅权客体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股东知情权。我国《公司法》对此采取了单纯列举式规定，即将股东有权查阅的账簿记录种类全部列明。根据《公司法》第34条和第98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的公司账簿记录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可以查阅的公司账簿记录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上述立法似乎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除此之外的账簿记录股东均无权查阅。但结合公司法2005年修订前的司法实践，股东能否查阅除此之外的账簿记录则不无疑问。南京南连光华液化气有限公司诉詹德威知情权纠纷案中，詹德威作为股东要求查阅公司全部财务账册及库管账册，南京南连光华液化气有限公司则辩称“公司法第32条” 赋予股东查阅的权利仅限于财务报告而非账册。该案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股东的知情权系一完整的、持续性权利，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包括有权查阅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公司账簿、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出具的审验报告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等，不限于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其他法院在类似纠纷中也采取了类似立场。《公司法》明确赋予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会计账簿查阅的权利之前，人民法院即倾向对股东查阅权的客体范围作扩张解释。进而，股东能否查阅除了《公司法》第34条和第98条规定之外的其他账簿记录，如董事会会议记录等。从保护股东知情极的角度而言，应当承认股东的该等权利。然而《公司法》的列举式规定，则使得保护股东的该等权利存在疑问。而美国各州公司立法并未采取单纯列举式而是“列举加概括规定”的方式，即在列举股东可以查阅的账簿记录种类同时，概括规定股东有查阅账簿记录的权利。美国法院审判实践表明，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股东名册、董事会会议记录、财务记录、销售分类账、发票、合同、信件、销售策划和经营计划。（P609）与美国立法相比，我在股东查阅权客体的规定上亦有值得改进之处。
（二）查阅权客体范围的限制
1.查阅权客体范围的一般限制
一般而言，正当目的在保证股东能够实际行使查阅权的同时，已经为股东查阅划定了客体范围。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账簿查阅权必须为其目的所限制并准确划定范围，只能查阅对股东达到其正当目的所必须的账簿。（P1617）这就意味着股东查阅的范围是具体的，目的不同，查阅的范围就不同，甚至目的相同，因为提出的时间不同，查阅的范围也就不同。上述立法表明，美国股东查阅机客体制度的立法已经相当成熟，一方面赋予股东较为充分的查阅权，几乎可以查阅公司的任何账簿记录，另一方面对股东每次行使查阅权依据其目的不同进行合理限制，从而较好地实现了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平衡。虽然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承认查阅权可以多次行使，但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具体行使查阅权时查阅范围是具体的。从实践来看，不少上市公司赋予其股东较为充分的查阅权，只要股东证明其身份，即有权在支付合理的费用后，获得公司章程、本人持股资料、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公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现行公司法不过是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而已。从《公司法》第34条和第98条的规定看，似乎只要是公司股东，就有权获得公司法列明的公司账簿以外的公司资料。这不免给人过度保障股东查阅权之感，建议参酌国外立法以正当目的合理界定查阅权行使的具体范围。
2.查阅权客体范围的特殊限制
一旦股东证明其正当目的，即有权查阅公司的相关账簿记录，除了正当目的之外；是否还受到其他因素限制。美国法院的审判实践表明，律师客户关系原则、工作成果原则和自我剖析特权可能进一步影响股东的查阅范围。
公司拥有的账簿记录，不仅仅是公司自身形成的资料，也包括公司从律师等中介机构获得的资料。股东查阅权的范围是否及于律师为公司提供的法律资料，譬如法律意见书。美国特拉华州法院的判例表明，账簿记录是否提供受到律师客户关系特权原则的影响。考察该资料是否受到该原则的保护，法院考量以下五个因素：（1）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2）股东的主张是否似是而非；（3）信息获得的必要性和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4）股东是否确定其要求获取的信息而不是仅仅抱着投机的心态去“钓”信息；（5）律师客户交流的信息是否为与诉讼本身有关的建议。如果说律师客户关系特权原则保护的是律师就特定事务（并非针对行使查阅权之股东）为客户准备的资料的话，那么工作成果原则旨在保护律师为即将到来的诉讼整理准备的资料。如果一方当事人表明其确实需要该资料而不能获得，且不通过异常艰辛的努力就无法获得与该资料相当的资料，他就可以获得该资料。法院指出，原告以正当理由打破律师客户关系特权原则，也能以相同的理由表明其对工作成果原则保护的资料确实需要。（P1635-1636）
在目前国内股东知情权保护较为薄弱的情势下，应当加强对股东查阅权的保护。因此，除非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其向客户提供资料时明确表明该等资料不得为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所知晓，则股东有权查阅该资料。但是律师为应对客户之股东提起的查阅权诉讼而准备的资料，客户之股东无权查阅，一旦查阅权诉讼发生，则客户之股东可以通过证据交换获得律师准备资料之一部分。
此外，针对特定事项公司管理层往往会形成一些总结等类似资料。股东能否要求查阅这些资料呢？这涉及自我剖析特权，该特权保护秘密的、非单纯事实描述性质的、协商性资料，包括通过内部调查、总结和审计形成的建议或者观点。那些承认自我剖析原则的美国法院认为，以下四个因素将决定是否适用该原则：（1）讼争信息来源于自我剖析；（2）该信息形成之时即处于保密状态并且一直处于保密状态；（3）公众对保持该类信息的自由流动具有强烈兴趣；（4）一旦该信息被披露，将会导致该信息自由流动的减少。（P570）当然是否采纳自我剖析特权原则也是一个两难选择。如果立法不采纳该原则，则会扩大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有利于监督公司管理忠实、勤勉地履行义务；但另一方面将使公司管理层面临过多的法律风险，为了回避或者降低这些风险，公司决策将可能大打折扣，管理层也可能不会诚实地自我评价。这或许就是美国各州在自我剖析特权立法方面存在不同的原因。从目前我国股东权益保护不力的现状出发，我国不应当采纳自我剖析特权原则。[page]
四、查阅权的特别限制：保密
股东查阅权立法始终要平衡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利益，那么法律在赋予股东查阅权的同时，也应当课股东以必要之义务，防止股东滥用查阅权而危及公司利益。查阅权保护的是股东的知情权，股东获得相关信息后，如何合理利用该信息则成为查阅权立法当中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公司立法对此缺乏明确规定。美国公司立法中则存在该方面的制度，即要求股东在行使查阅权时承担保密义务，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1.保密义务
在1982年CM＆M Group，Inc.v.Carroll一案中，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与保护股东权利相对应，法院有义务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进而衡平法院有权采取它认为合理的措施限制股东查阅权以阻止该权利的滥用从而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这一原则，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该案认为股东首先承认存在合理的保密契约才能依法行使查阅权。自此，在股东查阅权案件中，法院经常要求股东承担保密义务。保密义务阻止股东分享各自查阅获得的信息，从而减少了其他股东提起潜在诉讼的可能性。在Freund v.Lucent Technologies，Inc.一案中，一位股东依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提起查阅权诉讼，另一位股东未经主张诉前查阅要求即独立提起代表诉讼，法院认为后者不得分享前者获得的信息，进而对前者施加保密义务。
依据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和实践，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东可以查阅的资料除了会计账簿之外的其他信息多数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当然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也不必到相关主管机关登记或者备案，因而会计账簿和那些未曾登记或者备案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应当纳入保密的范围；就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又分为两种情况，非上市公司应当适用前述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保密义务之要求，上市公司由于股东查阅的资料均已公开，已无保密义务之必要。当然，如果我们修改现行公司法，扩展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允许股东依正当目的查阅公司的任何账簿记录，则保密义务应根据该等账簿记录是否已经公开而采取不同的要求。必须注意的是，特拉华州课行使查阅权之股东以保密义务，并不是简单的保密，而是限制股东传播或者利用该信息。
2.保密义务的排除
既然法律要求行使查阅权之股东承担保密义务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司利益，那么法律能否以同样的理由免除股东的保密义务？特拉华州法院认为，法律认可在某些情形下股东有权利用其依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查阅权获得的信息，该利用将导致信息的公开。最明显的情形就是法律鼓励股东利用第220条作为对可能存在的管理不善或者浪费进行诉前调查的手头工具。当诉前调查表明理由充足，股东就可以利用为保密令所保护的信息提起诉讼，并且在很多案件中，在诉讼过程中，该信息变得可以公开获得。在紧急情况下由于时间紧迫股东无法提起诉讼进而按照通常的程序处理保密问题。在这些有限的情况下，法院将根据股东的清晰陈述而接受其去除依据第220条获得信息的保密义务的特殊请求。股东要求去除保密义务的举证责任重大，要求其证明保密信息的披露是为了防止代理权争夺战中可能发生的虚假披露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与之相当的其他非常有说服力的情形。一旦该举证义务被满足，尽管法院将会进行斟酌，但通常因保护公司利益而保密的义务将被排除。
美国公司立法要求行使查阅权的股东承担保密义务，又在特定情况下免除其保密义务。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平衡，我国股东查阅权立法也应当更加全面地平衡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注释：[1] 股东查阅权源于英文“inspection right of books and records”，有的学者将其翻译为“账簿查阅权”，然后对“账簿”作出解释，指出其包括公司相关记录；有的学者将其翻译为“账簿书类查阅权”；有的学者将其翻译为“账簿记录查阅权”；笔者认为，译作“查阅权”更为简洁明了，更能反映其本质。
[2]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 Stephen A.Radin，“The NeW Stag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itigation：Section 220 Demands”，26 Cardozo L.Rev.2005.
[4] Saito v.McKesson HBOC，Inc.，2002 Del.Ch.LEXIS 125，at 49，2002 WL 31657622，at 13.
[5] 必须注意的是，特拉华州判例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该条规定的不足。其不少判例，已经给出了正当目的的若干情形，如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令内容一致的调查管理不善的要求被视为目的正当。See Carapico v.Philadelphia Stock Exchange，Inc.，791.A 2d 787（Del.Ch.2000）。
[6] 参见《韩国商法典》第466条，我国《公司法》第34条。
[7] 吴建斌。日本公司法规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8] Saito v.McKesson HBOC，Inc.，806 A.2d（Del.2006）at 116.
[9] 此处的“公司法第32条”系指“公司法（1999年修正）第32条”，该条文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查阅权，即：“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
[10] 苏民三终字第02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
[11] 在《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德民初字第352号中，法院指出，股东的知情权包括：财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等。
[12] Hanno F.Kaiser，“Debt Investments In Competitors Under The Federal Antitrust Law”，9 Fordham J.Corp.&Fin.L.2004.
[13] 1997年12月6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16号）第35条第（六）项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后上市公司均照此规定修改《公司章程》。2006年3月16发布修订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公司字38号）条第（五）项规定：股东有权“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14] Grimes v.DSC Communications Corp，724 A、2d 561，568（Del.Ch.1998）。
[15] CM＆M Group，Inc.v.Carroll，453 A.2d 788（De.1982）。
[16] Freund v.Lucent Technologies，Inc.，NO. 18893，2003 Del.Ch LEXIS 3，2003 WL 139766 ，（Del.Ch.Jan.9，2003）。[page]
[17] Disney v.Walt Disney Co.，857 A.2d 444（Del.Ch.2004）（appeal pending）。
首都师范大学·吴高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