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一经确定，即产生完全效力。这种完全效力既包括判决的形式效力，也包括判决的实质效力。前者是指判决具有拘束力和形式上的确定力，后者是指判决具有既判力、执行力和形成力。因判决的拘束力和形式上的确定力通常被视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而决的形成力只存在于形成之诉中，故本文所言判决效力的扩张主要涉及的是既判力和执行力的扩张。
判决本身具有既判力，或者称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它要求在判决作出之后，即不能再就该权利是否存在进行争议，当事人就同样的事由向法院重新提出主张，或提出与判决相反的主张，法院不再受理，而且法院也不能另行作出与以前判决相矛盾的判断。
既判力的范围有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之分，通常既判力的扩张是指对主观范围的拘束力问题。一般而言，判决的既判力对非诉讼参加人无拘束力。特殊情况下，为了使原告的诉讼变得有意义，才有可能发生判决的既判力扩张现象。但是，既判力的扩张必须是一种全面保护利害关系的手段，而不应该单纯地根据扩张要求就拘束具有利害关系的非当事人，因为原则上应该是未参加诉讼的人不受诉讼结果的拘束。所以，要使判决的既判力扩张正当化，就必须从形成扩张的法律关系的特殊之处寻求统一确定的规则，并在非当事人的利益与统一确定的规则之间作衡平考虑之后，如仅局限在与该诉讼案件具有密切关系的限度内，才能认可既判力的扩张。换言之，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应该尽量要求与该案件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参与诉讼，以便他们在诉讼程序中行使保障自身利益的权利，从而尽量减少既判力的扩张现象。
判决的执行力是指按照法律规定，由一定种类的证书来认可，并根据强制执行程序可以实现证书所记载的内容(如给付请求权)的效力。被认可有执行力的证书也叫债务名义。因此，“执行力就不进行证书规定内容之外的调查，而可要求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该证书所表示的请求权的效力。”基于债务名义的强制执行，为保障债务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的利益，原则上只对该债务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实施强制执行。但在一些特殊场合，为了保证债务名义记载的当事人的利益，也对持有请求标的物的第三人实施强制执行，这种情况即被称作执行力的扩张。
在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诉讼判决中，学者们对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可否扩张有“消极说”和“积极说”之不同。前面在提到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2月27日所作的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划时代判决中，就曾以括号书写的方式附带谈到：“关于诉讼法上的既判力需要单独考察，A即使受到应该交出店铺的判决，该判决的效力也不波及Y公司”，表现了一种“消极说”的立场。1978年该法庭在另一例案件中，再次否认了判决效力的扩张。该案的基本事由是：甲公司是从事豚的饲养业务的公司，因负有多额债务而被诉至法院，一审败诉。甲公司董事长A为避免偿还债务而导致对公司财产的强制执行判决，从其义兄B处得到出资，又设立了乙公司。乙公司完全继承了甲公司的营业设备，使用同一批雇员，从事同一种业务活动，甚至连正在饲养中的豚都全部继受过来，致使甲公司几乎成为空壳公司。在地方法院和地方高级法院的一、二审中，都判定乙公司之法人格被滥用于违法目的，应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这样，基于对甲公司的债务名义是可以对乙公司进行强制执行的。但是，日本最高法院认为，不能基于对甲公司的债务名义而取得对乙公司的执行文给付。其理由是：第一，乙公司之设立不能说与甲公司完全相同，因为乙公司从B处获得1000万日元的新投资；第二，乙公司之设立意图是甲公司为了免脱债务，因而有滥用公司法人格之虞；第三，因为乙公司并没有参与诉讼活动，对甲公司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也不能扩张到乙公司。实际上“消极说”认为，在诉讼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方面，应强调制定法主义和要求程序的形式性、明确性和安定性。对于判决，除了解释为只波及作为收件人的当事人外，随便扩大其效力是不允许的。因为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实体法上的运用，而不是否定公司诉讼上的当事人能力，所以在诉讼中不能无视形式上存在的公司法人格。由于上述日本最高法院的第一例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案件采用了“消极说”的态度，故“消极说”在日本的法院和学界均为通说。
“积极说”则有限度地承认可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并认为对于公司或其背后者的判决效力可波及他方。具体又有四种说法。(1)单一体说。即依据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将公司与其背后者视为同一体，对一方的判决，实质上就是对另一方的判决，既判力或执行力可扩张。(2)持有人说。该说是根据上述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的第一例适用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判例，强调“个人与公司代表人完全同一的场合，对个人交出房屋请求的判决效力可波及公司。”换言之，这里不必拘泥于请求的目的物为何种类型，只要持有人占有请求执行的目的物，一般场合下既判力或执行力可扩张至持有人。(3)依存关系说。此说认为，只要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要件存在，对于一定的法律关系来说，一方的法律地位因依存于他方而被确定。如公司或股东一方对某个第三者担负给付义务的话，他方也对这个第三者担负同样的给付义务。21但关于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具有依存关系在何时确定，则是其关键。通常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依存关系的认定是从公司“形骸化”的事实存在之时起，对于公司“形骸化”之前的公司义务，股东个人一般不负责任。或者说，对于进入康采恩关系前子公司所发生的债务，母公司不负责任。(4)实质的当事人说。此说将执行标的物的持有人视为“实质的当事人”。如果该当事人参加诉讼，也不是以利益归属主体的身份追行自身的诉讼，而是在与具备一定要件的有关请求的关系上，被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诉讼担当者追行诉讼的。因而，其所主张的诉讼权利与已成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样，应视为程序上已予保障。换言之，执行标的物的持有人与已经败诉的当事人具有特定的法律关系和相同的法律地位，既然一方败诉的事实已经确定，没有必要对另一方保障另外的诉讼追行，或视为其诉讼追行权已失效。
“积极说”在实践中似乎有逐渐壮大的趋势。像前面提到的鹿儿岛地方法院驳回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承认了该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的扩张即是一例。关于主张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判决效力在执行关系方面的扩张是否妥当的问题，审理该案的法露木靖郎认为，既然是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应该适用的场合，对于个人的诉讼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当然可及于法人。因此，如果对法人执行时，必须以另外的债务名义和执行文才能进行，这样就会使执行程序同判决程序完全分离。此外，对执行标的物即债务者的责任财产的归属，以及对该标的物有无他人的权利，执行机关仅被赋予形式审查的权限和职责，当然不必对被执行者的具体身份进行审查。对执行标的物作为责任财产是否归属于债务者以及有无他人的权利的实体审查，是在判决程序中诸如原审、上诉审或第三者异议诉讼中进行。在执行程序方面就不同了，与其再对个人与法人或股东与公司是否为一个法人格进行实体判断，不如说应该是当然的。那么，根据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对判决效力扩张请求拒绝承认的结果就是，事实上允许以对个人的债务名义，去执行那些实质上是个人的但形式上是法人的财产，或者相反。所以，从本案来看，执行当事人持具有执行名义的判决证书实施执行行为，是基于执行程序的形式上的可靠性，并不涉及执行标的物事实归属的问题，因而也无任何背理之处。相反，这种事实结果恰恰是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所企求的。
我认为，“消极说”虽然在严格限制判决既判力和执行力的扩张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避免发生侵害第三人的利益之现象，但过于严格限制既判力和执行力的扩张，不仅拖延了案件的审结时间，不利于对受损害的债权人予以及时地补偿，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难以贯彻到底。因而，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场合中，还是应当谨慎地采用“积极说”，这将有利于该法理的真正适用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