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城市化最普遍的经验是保护财产权，包括使用、收益、转让权等，这是基本的经济制度，要落下来，不能来回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现在一些防碍经济发展的要素，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在改革当中发生的。下一个30年的改革，要更多回到常识中，将一些基本经济制度落定，不要来来回回反复改。
周其仁6月22日出席“搜孤财经夏季峰会”时称，一些简单的经济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改好放在那里，就会资源配置，剩下市场的变化，相对价格变动就能做决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2.3亿流动人口，其中约2.1亿是居住在城镇的农村人口，庞大的流动人口带来的问题之一是闲置的农房如何处置。
在周其仁看来，这个问题从常识出发很好解决，“你的房屋你做决定，愿意留就留，愿意租就租给别人，愿意卖就卖，卖的时候出价高的人优先考虑”。
但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时增加了一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农村村民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不得转给本村以外；2008年住建部《房屋登记办法》又重申：申请农村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受让人不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办理。
“这就把很多资源再组织再利用的机会卡住，” 周其仁称，这两个关键障碍都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产物，都是改革中形成的。
1998 年前，涉及农村土地转让与否的问题，曾有一个重要的宪法修正案，即1988年为解决外商进入中国如何落地的问题，《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转让，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指定。1990年，国务院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但直至今日，农村集体土地如何转让的相关条例却没有出台。
“政府的地是可以卖的，但政府获得土地的环节却没有引入市场机制，” 周其仁称，土地问题分叉了，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政府一手征地一手卖地的情况，“很多问题，像社会矛盾、资源配置、公正、群体事件冲突等，都跟这个分岔有关。”
他称，中国农村一直有房屋流转的习俗，到改革之后才有明确性、否定性、禁止性的法令出台，对改革要斟酌，不能把任何变动都叫改革。他认为，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与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相冲突。
周其仁称，城市化不只在中国发生，而是在全世界主要文明社会里都发生的现象。最普遍的经验就是保护财产权，包括使用、收益、转让，“这是基本的经济制度，要给它落下来，然后不要来来回回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