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拆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标准的财富转移，一场权力对权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强势利益集团的行政权力面对着被拆迁者毫无保障的权利，其结果要么是后者的屈服，要么是玉石俱焚的抗议。
拆迁常常是权力对权利的一场战争。 CFP/图
对于当代人在利益面前可能表现出的兽性，是丝毫也用不着怀疑的，但在越来越频繁的拆迁案件中越来越野蛮的性质则暗示着我们，土地问题可能正在上升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正在逼近另外一场“土地革命”的门槛。
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这两年已经明显察觉到，他们财富的多寡与占有土地的多寡（对大多数人而言则主要表现为房产）的相关程度急剧提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与富人一点也不沾边的体制内干部阶层，仅仅经过一次房改，其身家就立即殷实了不少。而那些由于多占了几套住房的特权分子，更是由于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富人。望着与自己的收入越来越拉开距离的房价，那些无缘在体制内分得一杯羹的人们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穷了。土地和房产，这几年就像魔方一样，在暗中主宰着中国的财富分配。如此这样，对土地资源的争夺就成为中国财富分配中最需要关注的博弈之一。而这场争夺的结果，很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财富分配格局，拔高一点说，它甚至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的土地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城市中，表现为强势利益集团对城市弱势阶层在土地上的转移；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城市对农民土地的转移。城市中的土地掠夺问题，这两年经常成为新闻媒体上的热点，公众已经相当熟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城市房地产拆迁暴力事件频发呢？
虽然中国的土地法规定，居民并不是土地的法定拥有者，但这并不能否认居民是土地真正拥有者这一事实。这就是说，城市中的拆迁问题理应是被拆迁者与土地需求方的一个市场交换过程，即需求方与土地实际拥有者按照自愿交易的原则的一个谈判过程。然而，在中国的城市拆迁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无关的第三者 ——地方政府。这样，中国的城市拆迁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地方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谈判。按理说，只要政府愿意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谈判，同样可以与居民之间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市场价格，从而顺利成交，不至于把拆迁搞得那么充满暴力色彩。
然而，绝大部分情况是，地方政府并不是土地的真正买者，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中间商，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一个“提篮子”的角色。将土地从居民那里拿来之后，地方政府要么亲自拍卖，要么通过地方政府拥有的地产公司转手土地，其中差价经常以倍数计。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难怪地方政府出现罕见的拆迁冲动了，以至于有人说，这几年，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说的就是同样的道理。政府既然成了商人，那么，它一方面拼命压低买地价格，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卖地价格，这成为一个非常符合“经济人理性”的选择。不幸的是，这违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的准则，那就是政府不能成为具有经纪性的商人。
政府为什么不能成为商人？因为一旦成为市场交易中的一方，它就很难再坚守自己裁判的立场。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这是中国几乎人人会说的一句话，而我们的各级政府更是天天将市场经济标榜在嘴边。但一遇到利益，这些类似的市场原则就被当作陈腐的教条而抛之脑后，吃相就变得非常难看。
政府一旦下海，市场交换中的平等性就会立即化为乌有。自愿的交易往往就变成了权力的强制。在中国的拆迁中，动辄就是公检法一起上，其中的强制意味一望便知，哪里还有半点平等交易的气味。就我们所见，中国城市的拆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标准的财富转移，一场权力对权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强势利益集团的行政权力面对着被拆迁者毫无保障的权利，其结果要么是后者的屈服，要么是玉石俱焚的抗议。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文章首发于《价值》杂志，删改后授权本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