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影响因素
专利制度的设定一方面是让公众知道如何实施专利技术，使专利技术得以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则是让社会公众能够清晰地知道专利权利范围，知晓哪些是发明人的发明，哪些属于公有领域。所以，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既不能剥夺公众使用公开技术的自由，又必须使公众能够以足够确定的程度知道专利保护的内容。[3]由于专利权保护的客体是专利技术方案而非专利产品，其性质是一种信息，不能从外部形态进行观察，所以专利制度要求发明人必须通过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其技术方案和专利权利保护的边界。因此，界定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也应以专利权利要求为依据，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专利权利要求的作用；二是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模式；三是专利权利效力审查机制。
（一）专利权利要求的作用。
专利权利要求表达了发明人就专利技术方案要求予以确认和救济的主观愿望，而当该权利要求经过审查批准后就成为决定专利权利范围的依据。专利权利要求对于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有三方面作用：一是专利权利要求界定了需要保护的发明内容，对于权利要求中没有提及的发明部分，视为发明人不要求保护而贡献给社会公众使用；二是专利权利要求通过技术特征来表明要求保护的范围，权利要求中的每个技术特征都对权利保护产生限定作用；三是通过专利权利要求，社会公众可以事先得知哪些技术受到了专利权保护，并将那些表述不清、界限不明的部分排除在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之外，确保公众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
（二）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模式。
对专利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可以明确发明技术方案以及发明人意图保护的权利边界，有助于合理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当前，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心限定制，即专利权利要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定义发明人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做了什么贡献。在该种模式下，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法院在判断专利侵权指控是否成立时可以通过专利说明书和附图的内容来理解发明的构思，并能够较为自由地对专利权利要求做出扩大解释，使之涵盖从文字上看不同于专利权利要求内容的实施行为；二是周边限定制，即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完全由权利要求的文字内容来确定。在这种模式下，权利要求书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旦权利要求书的文字经专利局审查确定，其保护范围也就固定下来，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法院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必须严格遵循权利要求书的文字内容。
（三）专利权利效力审查机制。
专利在授权公告以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都可以提起异议程序，要求宣告专利权利无效。专利权利效力审查目前也有两种模式，即由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同时审查专利是否有效的美国模式，以及由专门法院或者专门机关来处理专利是否有效的德国模式。在美国模式下，法院有更大的决定权，对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起主导作用；而在德国模式下，审理侵权诉讼的法院不能决定专利权利效力，所以专利权利要求书对于界定专利权利范围的作用就更为突出。不过，由于美国法院采纳周边限定制的解释理论，有效限制了法院在侵权诉讼中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时的裁判权力，而德国法院接受中心限定制的解释理论，扩大了法院对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决定权。所以，两种专利效力审查模式配合各自的专利权利解释理论所实现的专利保护水平实质基本相当。
（四）我国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模式选择。
在中国，对专利权利效力的审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审理专利侵权诉讼的法院不能决定专利权利效力问题；而在权利解释方面，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在此制度下，专利权利要求成为决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主要因素，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诉讼时必须将经过专利局审批的专利权利要求的有效性作为判断侵权是否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不得否定专利权利的有效性，并且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应受到专利权利要求内容的严格限制，法院不能脱离专利权利要求的内容随意扩大或者缩小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对于未经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专利而言，专利授权范围基本等同于发明人的原始要求，也就是说专利权利要求缺乏出于维护公众利益而进行的必要限制。如果在司法环节不对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作出合理界定，势必导致对专利权人的保护力度过大，而忽视了社会公共利益，从而背离专利制度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