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高速发展，国家之间文化和技术交流与日俱增。经济和技术交流的结果是直接给交流者之间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非法贸易也同步增长。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防止他国商品从边境流入另一国境内的商业渠道，我国政府于一九九五年十月首次颁布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开始建立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正式授权我国海关对侵犯受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权。本文将简单介绍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问题和困境。
1、救济性质的行政性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设计的不协调性。我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救济性质是一种行政救济，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保护措施是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然而，即使是依职权保护，在救济制度的设计上也是有条件的救济。比如，《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进出境的，可以向进出境地海关提出保护措施的申请。”第十六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权利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申请或未提供担保金的，海关不得扣留货物。因此，海关对嫌疑货物的侵权状况进行主动调查和扣留的两个提前，一是依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申请；二是申请人应提供担保。否则，海关将放行嫌疑侵权货物。行政救济就是公权救济，公权救济的特点是强制性，即非意志性，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体现了公权救济的性质，其内容为：“国家禁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口。海关依照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的有关权力”。有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海关的，我国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有权禁止其进出境。这是强制性的规定，海关不能以权利人没有提出申请、提供协助、提供规定数额的担保金为由，作为不履行保护职责的理由。是其然，违背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初衷，背离了行政救济的性质。海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介入知识产权保护，其性质同海关查处并打击走私犯罪并无多大区别。
2、知识产权权利人享受的权利与与承担的义务不平等，以至于在权利人的心理产了畏难情绪。其体现在，首先，对权利人提出侵权存在的证据要求过高。《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文件，并提出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明显存在的证据，《办法》也作出相应全面、具体的规定。如果权利人提不出确凿的侵权证据，其权利将失去受到保护的可能性。其次，风险过高。权利人申请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需要提供担保金。一方面担保金是用来补偿仓储、保管、处置等费用，另一方面是用来赔偿因申请不当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但是，从《条例》和《办法》的规定来看，无论权利人申请正当与否，都将要付出高额的仓储、保管等费用，而且这些费用一旦付出，日后很难得到补偿。再次，权利人对海关的处理结果没有参与权。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私权的最大特点是意思自治，也就是说权利人在没有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有权自己作出处理决定。权利人申请海关保护其知识产权，就构成了权利人与海关的委托关系，而这种委托关系形成后，权利人就没有变更、撤销、参与委托事务的权利，比如与侵权人和解、接受被处理的侵权产品、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导致知识产权权利人消极配合甚至不配合海关查获海关知识产权侵权案，心理上或多或少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畏难情绪。
3、企业对海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不到位。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起步较晚，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对海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与世界贸易的高速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企业对知识产权申报存在理解误区。有些企业认为应该向海关申报知识产权仅限于企业自有品牌，对国外客户指定贴牌加工所使用的品牌不用向海关申报也不涉及侵权问题；部分企业认为应该向海关申报的知识产权仅指在国内注册的商标或已在海关总署备案保护的商标，对未注册或未备案的品牌不需申报；还有一些企业认为与生产厂家名称相同或相类似的品牌是生产厂家名称不是品牌，不予申报。因此，失去了海关依职权获得保护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