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陈XX，经历了一场生死逆转。2009年他被认定为是杀害前女友的凶手，一审被判处死缓，而今年10月3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其无罪。
此前，陈XX在上诉时称：在侦查阶段遭到刑讯逼供才作的有罪供述，多份审讯笔录是侦查人员写好了以后让他签名的，侦查人员在搜查其住所时没有搜查证……最终，法院认为该案存在非法搜查、指事问供、伪造书证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首先，搜查证获得批准的日期，与被搜查人陈XX署名的日期竟然相差了近8个月，合议庭认定“无证搜查”，导致多项物证属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陈XX两次讯问笔录的词语高度雷同，记录伤害死者供述字数近千，二者仅相差3个字，两处笔误也一字不差，存在明显的指事问供迹象。据此，终审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机制，最终判决陈XX无罪。
因为警察的非法搜查，导致所提取的证据无效，进而被告人被判无罪。这个“非法证据排除”在不少国人看来，还是“美国辛普森案”里的物什。其实，这一机制早已经成为中国法律。
我国法律虽然一直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之前采取的标准是“宽禁止，严排除”，即，虽然禁止刑讯，但往往对通过刑讯取得的证据——“毒树之果”，不实施严格排除。因为非法取得的证据还能用，结果个别基层公安往往不愿严格守法取证，在近年轰动一时的赵作海、浙江叔侄等冤案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各种刑讯逼供(变相刑讯)的影子。
所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机制，成为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抓手。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公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特别是2013年施行的新版《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新《刑事诉讼法》明确：对警方的“非法取证”实行 “有罪推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可能性的”，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
这使中国的法治提升了一个扎实的台阶，也对中国公安办案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徒法不足以自行，“非法证据排除”要从纸面规定，落地为“可执行文件”，还需要法官拿出勇气和担当，勇于用法律向之前的违规、违法办案说不。
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类似陈XX案这样，不靠“死者归来”、“真凶落网”，而是靠“非法证据排除”来平反冤案的已有多起。
比如，今年8月曝光的“漫画刑讯冤案”中，山西中阳县村民刘仁旺曾被认定杀害了村官，在坐了5年牢之后，最终被无罪释放。他还请人用漫画描绘被刑讯经过，包括吊打、电击、关铁笼、开水烫、锥刺十指……但此案得以平反的关键是，山西吕梁中院顶住压力，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认定讯问地点不合法，均在看守所之外，刘还有2次被提出看守所，1次无体检记录，据此法院认定有罪供述因违法而无效。对于物证，吕梁中院认为，刘的双手擦拭物的提取笔录无见证人，且无法补正，属于非法证据，故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不是什么“西洋景”，它是中国法律赋予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只有贯彻“非法证据排除”，才能从源头上杜绝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如果非法取得的证据还继续作为“毒树之果”成为定罪证据，那么，就会诱导个别公安人员怀着侥幸心理去搞刑讯。法院能守住“非法证据排除”的红线，就是对刑讯逼供的釜底抽薪。
中国需要更多的“陈XX案”来宣示“非法证据排除”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