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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是享有法定权利的诉讼主体,又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在诉讼中居于一种十分特殊的法律地位:从程序上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处于被追诉状态,甚至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法律限制;从实体上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诉讼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是享有法定权利的诉讼主体,又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在诉讼中居于一种十分特殊的法律地位:从程序上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处于被追诉状态,甚至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法律限制;从实体上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诉讼结局利益攸关,一旦被定罪,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制裁。因此,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信息载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对其证明力判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明力的判断包括两个方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判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的判断。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对于案件的侦查、犯罪事实的认定具有更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决定着案件的最终结局及其判决的正当性。因此,本文以下主要讨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被追诉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对案件享有一定的处分权。因此,在其诉讼制度中,如果被追诉人对指控事实已作出符合一定形式性条件的自白,法官便可以据此径行定罪,案件直接进入量刑程序。在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自由心证的诉讼理念,对于经过法定调查程序的诉讼证据,完全由法官根据其在证据调查活动中形成的心证作出裁判。因此,在其诉讼制度中,被告人所作的供述是否具有证明价值、有多大的证明价值,完全取决于法官在证据调查中的内心确信。在我国,对刑事诉讼中有关供述证明力问题规定了两方面的要求:第一,在证据评价时,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第二,在运用证据认定案情时,限制供述证据的证明力,《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态度既不同于英美法系,也有别于大陆法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 如何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真实可信性及其程度。第二,在运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认定案情时,如何担保其作为定案根据的真实可靠性。

(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有罪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就自己曾经实施的犯罪行为所作的描述,因此,此种有罪证据往往能够较为细致地证明犯罪行为的实施情况。实践证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如实供述,那么,根据其供述,可以全面、详尽地证明其他证据难以做到的细节内容,如:作案的动机、目的,作案的手段、过程;在共同犯罪中,各人的分工、责任等等。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经查证属实后,一般可以成为认定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具有很高的证明价值。另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可以为发现、收集其他犯罪证据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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