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 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种类的法律规定。在这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作为证据之中的一种被法律确认。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法律不应当把之作为证据，应通过立法予以取消。
首先，这种证据的存在，违反了犯罪者自证有罪或无罪的国际惯例。在国际上，犯罪者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是有罪的或无罪的，这是他们的一种权利。我国这条立法是要求犯罪者自承认自己有罪或无罪，不合时宜。
其次，与本法的其它条款之间有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条规定说明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没有什么意义，导致第四十二条与四十六条之间存在矛盾。
第三，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长期以来，司法人员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为了证据之王，错误认为只要嫌疑人供了，案件就破了成为铁案了。于是，有的司法人员不惜一切代价逼取口供，产生了象佘祥林之类的冤案。刑讯逼供长期存在，使司法活动不文明，对于保护人权不利。
第四，不作为证据更加有利于调查取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据此，司法机关就应当积极地侦查收集证据，真正承担起证明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责任，也不会去刑期讯逼供，使司法更加文明，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执法为民，也有利整个诉讼活动的顺利和文明进行。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取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一证据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