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法律到底是意在保护受害者，还是要不惜制造受害者以保护政府部门的审批权?”
检察官：“法律应该惩治犯罪，但是你们媒体可以呼吁国家对相关法律的健全。”
那片通体金黄的椭圆形药片，在46岁的陆某眼里，就是命。如果不是这药片，他早就“走了”。
十二年前，陆某确诊患上慢粒白血病，医生曾对他说，你估计活不过3年。
陆某最初吃的是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一个月一盒，23500元。硬着头皮吃了两年，连这个私营小老板也扛不住了。
2004年，陆某意外知道了印度有仿制格列卫，当时一盒4000元。而现在，一盒已降价到不过200元。
落差数倍的药价，意味着活着的希望大增。陆某自己买来吃，一头帮病友提供帮助，一头还帮着印度企业打理在华药款账户。麻烦来了。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陆某被捕并被起诉到了法院。
“人没了，头像再也不亮了”
2002年8月，陆某确诊白血病时，医生建议他，还是做骨髓移植，但一时配型找不到，先吃点药，稳定病情。
当时国内常见的药，有口服化疗片和羟基脲干扰素，都很便宜，一月不过90元，但效果一般。而那时瑞士格列卫刚刚获得审批，开始在华销售，这款新药临床效果很好，但23500元一盒，对于一般人无疑是天价。
如果长期服用瑞士格列卫，就像高血压病人常年服药一样，可以稳定病情，“正常活着”，但药价实在太贵，所以一直以来，主流的治疗方式还是骨髓移植，虽然花费也不菲，但相比服用进口药，性价比更高。
陆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骨髓配对，硬着头皮先吃格列卫。那时他的针织品外贸生意刚起步，但也比一般工薪阶层收入高出不少。他心存乐观：最多几个月就能找到配对的骨髓。
但他运气不好，一晃两年没找到，花在瑞士格列卫和各种检查上的钱，七七八八将近四十万，陆某有点扛不住了。
2004年4月，陆某创建QQ群，命名为“慢粒白血病人交流群”。当时想的是以此与病友交流骨髓移植信息。最初的群成员，不过100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病友中，只有两个人能吃得起格列卫，一个是杭州病友，一个就是陆某。他们都是生意人。其他病友，大多是工薪阶层，只能服用羟基脲干扰素，也有人用中成药，都是便宜的保命选择，“过一个星期以后说某某走了，没了，头像就再也不亮了。”
病人都是孤独的，都想抱团取暖，至今一共5个群，大约四五千人。2004年6月，陆某偶然从一篇英文文章得知，韩国一千多白血病病人组成自助协会，从印度海德巴拉的NATCO公司购买一种类似瑞士格列卫的仿制药，药效几乎一样，但一盒不过四千元人民币。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陆某很兴奋。随后他又看到，韩国白血病协会曾拿着印度和瑞士两种“格列卫”做对比检测，结果显示药性相似度99.9%。
问题是，在中国，印度“格列卫”未得到国家药监部门的审批，理论上说，这是“假药”。
在2013年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专利到期之前，中国没有类似的国产仿制药，而印度则不同，可以生产仿制药物，2006年，瑞士诺华公司曾起诉印度政府和专利局，但败诉。
2004年8月，陆某买来印度“格列卫”，试吃了一个月，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好。他这才将消息在QQ群里分享。
在群里，宁波病友孙歌，已是病情加速期，因为吃瑞士格列卫，已花了好几万，家里没钱了，听陆某一说，毫不犹豫去买了两盒印度“格列卫”。但无奈病情已重，药力不及，没两个月，还是“走了”。
群里另一个病友“小小”，三十多岁，家里的独子，一心想做移植，父母卖房子凑钱，找到一个台湾女人配型成功，但对方一直忙，定不下手术时间，“小小”就一直等，一边吃羟基脲干扰素，眼看病情恶化加速，在陆某的再三劝说下，“小小”才买了一盒印度“格列卫”，结果药还没快递到他家，他病情就急变，白细胞突然升高，没几个月，也走了。
慢粒白血病，一般分平稳期、加速器和急变期，一旦加速，当时格列卫一代药的作用也有限了。这让陆某更加感到，“必须尽早吃药，病情一旦急变，再吃药也难救回来了”。
为印度药企开账户
2005年，陆某已吃了一年印度“格列卫”，各项指标趋于正常，而此时中华骨髓库来通知他，一个女大学生与他的配型成功，随时可以移植。但陆某婉拒，他看到太多做完移植病情反复的病友，人也痛苦，钱也花了，最后还是死了。他更相信长期吃印度“格列卫”，能让他“正常”活着。
此时，购买印度“格列卫”的病友越发多了，大多各自通过西联汇款打给印度，但很多人英语不好，每次汇款手续都头疼不已。此外，印度有规定，西联汇款一年只能接受12次跨境汇款业务，印度公司就不得不经常更换开户账户，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国患者的麻烦。
身为QQ群主的陆某，就常常帮着群里的病友们翻译、填写单据等等。网名“太湖一帆”的陆某，不但在病友圈子里耳熟能详，还吸引了印度药企的注意。
2010年，NATCO公司一个位于新德里的代理公司cyno(下称“赛诺公司”)也找到陆某，原来赛诺公司准备自己单干，生产另一种仿制格列卫“伊玛替尼”，“他们想要我帮他们做宣传。”陆某接受警方讯问时说。
2011年，为了方便中国病人的汇款，赛诺公司销售负责人SanjayJain到上海开了中国银行的账户，让病人们直接打钱到这个账户。但随后问题又不断，出于安全考虑，银行系统不定期升级，每次SanjayJain都要来中国办理升级手续，否则就不能使用网银。
到了2013年2月，SanjayJain不想再频繁奔波于中印两地，就找到陆某，请他在中国办理一个银行账号，“用于搜集他们公司向中国销售药物的资金，以免费提供药物作为报酬。”
陆某先后找了云南的病友罗树春和杨慧英，将二人的账号提供给赛诺公司收账用，而陆某则持有U盾，在国内帮助印度人操作网银。“他们(印度人)在使用网银的时候需要添加付款人信息，这个操作在英文界面无法输入汉字，也无法复制上去，他们不懂中文。”
没多久，新闻里接连曝出多地有人跨境代购印度“格列卫”入罪，这让罗、杨感到紧张，他们于是不再提供自己的账号。
到了2013年8月，陆某还找不到愿意提供银行账号的患者，于是就在网上以500元一套的价格，购买了三套他人身份信息的银行卡，并使用了其中一张“夏维雨”开户的账号。
在接受警方询问时，陆某也说，他还帮赛诺公司宣传，做过四次病友交流会，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一万多元，由赛诺公司出。他也坦言，作为答谢，赛诺公司为他免费提供药物，从2010年至今，已经为他免费提供一万多元药物。此时一盒药已经降到200元，更便宜了。
他积极为赛诺公司做事，存着一点私心：怕自己在将来某个时候，突然出现“耐药”;期望该药厂看到中国潜在的市场，早点研发生产二代药。
“这个药不像高血压药完全控制好，100%都能控制。里面还是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耐药，出现基因突变，这个药就无效了。我们必须要追求第二代药，第二代药物还出现其它效果不好，可能换第三代药物。”陆某说，瑞士格列卫二代药更贵，每月需要3.9万元，第三代药在中国还没有上市，在欧美和新加坡上市的，每月9500美金。
用了网上买来的银行卡不过三个月，2013年11月21日下午四点，陆某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涌进5个大汉，均为便衣打扮，其中一人出示证件为无锡市公安局民警，口头传唤他至公安局接受调查。
到蠡园派出所后被关入大厅旁一间办公室，两位外地口音的人开始审问。后来陆某才知道他们来自湖南沅江市公安局。
11月23日上午，经过15小时车程，陆某被警方带回沅江。他至今还记得那天早上吃了一顿早面，“标准的湘味，巨辣。”警察们看他吃得满头大汗，调侃说要习惯。
陆某没想到这一待，就是近四个月。先是拘留，然后逮捕，进了看守所。据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陆某涉嫌通过网络实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销售假药罪，沅江市系犯罪地之一。
法律与伦理的困境
在看守所里，陆某想起自己早在2005年去韩国拜访当地白血病协会会长，会长说，在韩国，最初瑞士格列卫这样的高价白血病药也没有纳入医保，但他们去抗议，经常被警察抓。经过抗争，韩国最终将格列卫等药物列入医保。这样一来，低价的印度仿制药才逐渐转向尚没有纳入全国医保的中国等地。
想起这些往事，陆某有时苦笑，自己不过帮助病友买药，也招来同样的牢狱之灾。
陆某被抓后，病友们又回到各自买药的状态，不过有所变化的情况是，在一些省份，瑞士格列卫纳入了医保和新农合，江苏、内蒙古等地一些病友就此不再购买印度“格列卫”。
而国产仿制药的面世，进一步消解了印度药的市场。2013年，进口的伊玛替尼(格列卫)专利到期，国内正大天晴和豪森药业的仿制药上市。不过仍有不少病友继续吃印度药，因为与印度“格列卫”200元一盒相比，国产药则要上千元，还是贵，且不能入医保。
在沅江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中称，“陆某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销售假药罪”，“已退缴涉案资金753900元”。
2014年3月19日，在缴纳了4.9万元保证金后，陆某被取保候审，回到无锡。本来11月28日沅江法院将开庭审理陆某案，但因为他正在治疗，申请了延期。
如今，众多病友联名，期望陆某能无罪，钟小强是参与签名者之一，他曾是名大学老师，现在是名律师，2001年起，确诊患上慢粒白血病。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陆某是个正直的人，也是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如果没有这两点性格，也就不会出现在的事儿。
身为律师，钟小强也说，刑法上有一个主观归罪，陆某主观上没有犯罪意图，不该定罪，他接触印度药已经近十年，他不过是在为病友提供帮助而已。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多位律师均认为，类似代购印度“格列卫”的案例，这几年来远不止一起，但陆某还是不同，他本身就是病人。“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经济学家胡释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药品真假与否，销售是否有罪，不是看药品本身，而是看有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这样一来，你就弄不明白这法律到底是意在保护受害者，还是要不惜制造受害者以保护政府部门的审批权?”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个体国民在法律与规则之下陷入伦理困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整体国民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困境。可以说，小小的一盒格列卫，在生死之间，折射出我们身处的时代困境。
而负责起诉陆某案的湖南沅江市检察院检察员罗剑也曾对媒体说，从普通百姓角度看，陆某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英雄式”的，“法律应该惩治犯罪，但是你们媒体可以呼吁国家对相关法律的健全。”
长期服药的副作用之一，是让陆某看起来白白胖胖，其实是浮肿，一走路就喘，疲劳。这天下午，他从无锡坐飞机去成都，由当地一位病友引荐，去拜访一位西藏上师。他本是无神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