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外执行作为刑罚的一种方式，其本身是传统“报应刑刑罚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产物。监外执行，是指将罪犯放在监狱外执行刑罚，它是随着自由刑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
我国现阶段监外执行的罪犯具体包括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五种罪犯(俗称五类外执)。其中管制刑是我国的独创，在民主革命时就已产生，在97年刑法修订时尽管存在争议，但根据具体情况仍然保留了管制刑。
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缓刑最早产生于英国，但作为一种制度，起源于1870年美国波斯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后为马萨诸塞州采用，扩大适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鲁塞尔国际刑法会议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国相继采用。
假释制度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 1929年伦敦万国监狱会议后，假释制度便成为各国例行采用的行刑制度。1950年海牙国际刑法会议上，与会者给予假释制度较高评价，认为它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各国，虽然对假释制度的称谓、规定不尽相同，但普遍实行了这一制度。我国自清代1911年颁布《大清刑律》起，以后各类刑法典皆规定为假释。1
三、我国监外执行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监外执行制度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监外执行包括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这些制度对于打击犯罪，提高改造质量起了及其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一)、现有的监外执行制度模式单一，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我国现行的刑罚结构中，以死刑、无期徒刑和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代表的重刑比例过大，而以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刑为代表的轻刑在刑罚结构中地位偏低，监外执行的比例更低。不符合当今世界刑罚的轻刑化和文明化的形势。
(二)、各部门职责不尽合理，执行主体不明。我国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对于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第218条规定“对于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第214条规定：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1997年颁布的《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予以配合。”这以规定，又将缓刑的执行机关由“罪犯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更改为公安机关。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将监外执行与监督考察的权利统一交给了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或者罪犯原所在单位仅享有承担配合和协助监督的权力。但由于公安机关业务繁忙，公安机关既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水平来予以完成。只是简单地满足于不在重新犯罪，不能较好地完成对罪犯进行矫正改造的任务。
(三)、监外执行缺乏必要的监督，随意性大。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由于在监外执行具有一定的自由，可以逃避劳动的惩罚，因而被许多犯罪分子当作逃避惩罚的避风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时存在违法和脱管失控现象。虽然《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有违法情况时，应通知执行机关予以纠正。但法律没有规定的监督手段单一，检察机关面对违法行为只有纠正违法通知书，但纠正违法通知书没有强制效力，当违法单位不予理会时，检察机关束手无策，造成监督流于形式。
对策和建议
改进刑罚结构，完善监外执行制度。从世界刑罚发展的历史来看，刑罚在经历了以死刑和肉刑为主和以监禁刑为主等发展阶段，现在正逐步呈现出以非监禁刑为主的发展趋势，行刑社会化已成为世界潮流。目前我国刑罚中监禁刑仍占较大比重，适当调整行刑政策，推进行刑社会化，已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我国刑罚政策的新课题。就世界范围而言，行刑社会化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例如：在德国，行刑社会化主要包括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就业”，和没有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走廊”。在这两种情况下，罪犯通过接受私人企业雇佣参加劳动。此外，还有被称为“狱外放风”和 “狱外散步”的形式。13在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以“自由工资雇佣制”为典型形式，即监狱允许罪犯白日在狱外工作，接受社会企业雇佣，晚间必须返回监狱报到的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为促进行刑社会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设置开放监狱，使罪犯靠近社会服刑，或在社会中服刑。开放监狱是相对封闭监狱而言的，是指在不影响刑罚执行的情况下，通过取消监狱围墙、铁栅栏、手铐等形式，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缩短在押犯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的监狱;
第二，广泛采用累进处遇制，使罪犯逐步接近社会，直至假释;
第三，推行请假离监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离监。如瑞典的《监内矫正法》规定，在押犯“可以获准离开监狱一段时间，以便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只需没有滥用这种请假的严重危险;”
第四，用公共服务代替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
那么如何促进我国的行刑社会化呢?显然，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我们不能东施效颦似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一方面可以对那些主观恶性浅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罪犯，更多地处以管制、缓刑等刑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假释面来达到行刑社会化的目的。假释是一种有条件释放罪犯的行为，由于假释保留了原判自由刑继续执行的可能性——如果罪犯在假释期间违反法定条件，就应撤销假释，因此，它既维护了自由刑刑罚执行的价值，又促进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但我国现行刑罚制度下，假释是执行机关对罪犯的一种奖励，不是一种权利。虽然根据法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但从实践看假释的适用十分慎重，假释面很低。据统计我国的假释面大约在1.3%——4%。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2000年的统计，在加拿大社区矫治人数是监禁人数的3.94倍、在美国为2.36倍、在日本为1.11倍、在俄罗斯为0.81倍。近年来我国缓刑假释的比例只占所有服刑人员的 15%和2%左右。15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扩大假释的适用范围。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可以扩大假释面，改变假释是执行机关对罪犯的奖励的观念，将假释作为罪犯的一种权利，凡是符合假释条件的都可以假释，这可以首先在少年罪犯和短期刑罪犯中进行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