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能力按照程度的差别，可以分为无责任能力与限制责任能力。所谓无责任能力，指责任能力欠缺的情况，所谓限制责任能力，指责任能力减低的情况。因为关于责任能力的行为人的精神状态具有多样性与阶段性，所以认定责任能力存在时，进而还有其“程度”问题，因而刑法将责任能力的程度低的一定阶段，设立作为独立范畴的限制责任能力(减低责任能力)的观念。
刑法认为，有故意或者过失，作为原则就有责任能力，根据这一见地，在刑法中没有积极地揭示责任能力的内容，只限于个别地规定无责任能力与限制责任能力。无责任能力是阻却责任事由，限定责任能力是减轻责任事由。关于责任能力的阻却、减轻责任事由，联邦德国刑法典规定了：(1)儿童，(2)精神病患者，(3)限制责任能力;日本刑法规定了(1)心神丧失者、心神耗弱者，(2)刑事未成年者;法国刑法典规定了(1)精神紊乱或神经精神紊乱，(2)未成年人;韩国刑法规定了(1)刑事未成年人，(2)精神障碍人，(3)聋哑人。现依日本刑法的规定并参考其他国家的规定说明如下：
(一)心神丧失者、心神耗弱者
日本刑法第39条规定：“心神丧失人的行为，不处罚。心神耗弱人的行为，减轻刑罚。”
1.关于责任能力规定的立法主义。
关于规定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的概念，在外国的立法例中，可以看到三种立法主义：
(1)以行为人的精神障碍为基础的生物学的方法。例如法国旧刑法典第64条规定，“如被告实施犯罪时，有精神病……，既不构成重罪亦不构成轻罪”，属之。荷兰刑法典第37条的规定亦同。
(2)以行为人行为时不能作自由的意思决定即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为根据的心理学的方法(没有立法例)。
(3)并用生物学的方法与心理学的方法的混合的方法。例如，瑞士刑法典第11条规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意识错乱、或智力发育低下，因而认识其行为不法性或以其认识而行为的能力减弱的，法官可自由裁量减轻处罚。…
…“属之。当代很多国家的刑法典采用这种立法例。日本刑法中的心神丧失、心神耗弱不是精神医学的概念，完全是法律的概念，并且因为对这一概念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其内容只能委之于解释。责任能力虽然必须基于生物学的基础，但是根据刑事”责任“的理念的观点，同时具体地理解其行为的意义，是否能够采取与其相应的行为之心理学的方面不能忽视，因而混合的方法是妥当的。
2.心神丧失。
所谓心神丧失，指由于精神的障碍，完全没有辨识行为的违法性的能力或者根据辨识而行动的能力。“精神的障碍”属于生物学的要素，“辨识违法性的能力”与 “根据辨识而行为的能力”属于心理学的要素。前者称为辨识能力，后者称为(行动)控制能力。亦即心理学的要素分为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
(1)精神的障碍。
精神的障碍分为：(甲)狭义的精神病(基于精神的继续的病变的情况)，(乙)意识障碍(基于精神的暂时的异常的情况)，(丙)其他障碍(基于精神的发育迟缓的情况)。
(甲)精神病。
精神病分为：外因性(脑内出现器质的变化的情况-传染性[脑梅毒等])、外伤性(脑挫伤等)、中毒性(酒精中毒、兴奋剂中毒等)、身体性(老年性痴呆、脑动脉硬化、羊痫风等)、与内因性(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在德国主张这些情况下作为原则应当无条件地认为是心神丧失的见解虽然是有力的，但在日本判例认定精神分裂症之后，经过心理学的要素的判断，才认定无责任能力。因为精神分裂症是精神障碍的典型的疾病，人格破坏是重大的，欠缺心理学的要素特别是控制能力，所以只要被认定实施犯行时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作为原则应当认定心理丧失。然而，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破坏也有强弱的程度，所以有必要根据心理学的要素给与限定，同样，对羊痫风或外因性精神病也是妥当的。再者，精神病既然被认定，就需要检讨精神病给与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的影响。
(乙)意识障碍。
所谓意识障碍，指对自己或者外界的意识不明晰的状态。意识障碍虽然分为病的(醉酒-由于脑的器质的变化或中毒)情况与正常的(由于催眠状态、激情等)情况，但在给与辨识能力或控制能力影响的限度，毕竟限于病的情况严重，才应当纳入“精神的障碍”。
特别成为问题的是醉酒。关于醉酒在现代的精神医学上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意见并不一致。醉酒分为单纯醉酒与异常醉酒，异常醉酒进而分为复杂醉酒与病的醉酒。病的醉酒以病的因素为基础，由于饮酒，急剧呈现苦闷，产生幻觉或妄想，招致无差别的躁郁，伴随完全的健忘状态，可以说是通常的。这样的病的醉酒的情况，应当认为欠缺责任能力。复杂醉酒与病的醉酒不同，与单纯醉酒相比是量上的差异，因而根据行为当时的意识状态，可能认定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
意大利刑法典对醉酒和麻醉品中毒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意大利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较多论述，值得重视。杜。帕多瓦尼写道：对醉酒和麻醉品中毒应按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A)如果行为人无认识或控制能力的状态是由不可预见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应当排除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如果行为人的能力因上述原因而“极大地”减弱，则应减轻处罚。
(B)如果中毒状态是行为人有意或过失地造成的，或者说按刑法典第92条第1款的规定，“不是由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造成的”，行为人无能力的状态在刑法上就没有意义，而应将主体视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主体的无能力状态是自己有意识造成的情况中，“有预谋地使自己陷于无能力状态”和习惯性中毒属于两种应该加重处罚的情节。
(C)如果行为人的无能力状态是由“慢性中毒”造成的，按刑法典第95条的规定，这种情况属于精神缺陷范畴，应按刑法典第88条和第89条的规定处理(按：第88条规定完全精神错乱，为无责任能力;第89条规定部分精神错乱，得减轻其刑)。
关于自愿或过失陷入中毒状态的规定，就是学者通常所说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关于“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后面将作为专题论述。
(丙)其他精神障碍。
所谓其他精神障碍，指精神薄弱、神经症、精神病质。(A)所谓精神薄弱，指由于先天的或幼童期的原因产生智能发达迟缓者。因为精神薄弱者不仅辨识能力而且控制能力也低劣是通常的，所以不仅当然为“精神障碍”所包含，而且因为伴有性格异常或感情障碍是普通的，所以应当认为是心神丧失的情况也多。(B)所谓神经症，虽然指由于不安、过度疲劳、精神的冲动等主要是心理的原因引起的精神的机能障碍，但是关于是否成为给与辨识能力、控制能力以影响的生物学的基础则有疑问。(C)所谓精神病质，指由于性格的异常欠缺适应社会的能力的状态，它不是精神病的前阶段，也不是精神病。的确，也有被认为性格脱离平均人，由此反复实施凶恶犯行的犯罪者。然而，有被认为是精神病质者的人，不止是不欠缺辨识能力，也可能了解行动，控制能力不一定低劣。精神病质与神经症应当作为精神障碍的一个原因来处理，作为它本身不应当包含于精神障碍之中。
(2)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
所谓辨识能力，指辨识行为的违法性，换言之，辨识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被允许的认识能力。可是，即使采取混合的方法，以这种辨识能力是否应当认为够了还有问题。英美的实践长期采用被称为M‘Naughton规则，是以是否有对行为的性质及其行为的善恶的辨识能力为标准的测验，它虽然被批判为只强调辨识能力，而无视意思的、情绪的方面，但在这种测验中，特别是激情行动的解决，即基于憎恶急剧反应的情况的解决是困难的。在这样的案例中，即使有善恶的辨识能力，因为欠缺行为的控制能力，虽应认为是无责任能力，但如果认为仅仅辨识能力就够了，那么激情行为就成为应当全部认为是完全责任能力的情况。然而，即使有辨识能力没有控制能力的情况存在，应当认为控制能力本身也能够判定。再者，因为人的行动被认为是人格中的知、情、意的相互作用，所以，无视反映情、意方面的控制能力，不可能正确把握作为人格的能力的责任能力。作为上述议论的结论，美国模范刑法典第 4.01条规定，“无论何人于犯罪行为之际，因精神之疾病或缺陷，对其行为的反犯罪性(反伦理性)之识别或依从法律之要求而行为之能力显有欠缺时，对其行为不负责任。”[16]我们认为，在判定无责任能力的心理学的因素时，不应只判断有无辨识能力，而且也要判断有无控制能力，这才能正确把握有无责任能力。因而在我们看来，大谷实的见解和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是正确的。
3.心神耗弱。
所谓心神耗弱，指由于精神障碍辨识行为的违法性的能力或者按照辨识而行动的能力显著低劣者。其法的性质虽然与心神丧失的情况同样，但心神耗弱的情况，因为有责任能力，所以成立犯罪，以其能力显著低劣为根据，成为减轻责任事由，刑罚被必要地减轻。顺便说，提出“显著”，是基于不过分扩大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范围的旨趣，特别是为了避免精神病质者等成为限制责任能力者的情况。
4.心神丧失、心神耗弱的认定。
因为心神丧失、心神耗弱的概念不是精神医学上的概念，是法律上的概念，所以，行为人精神障碍的有无、程度、辨识能力的有无、程度是法律判断，最终是法院应当判断的事项。法院确定生物学的要素之后，以精神障碍是否给与辨识能力、控制能力以怎样的影响的论述的事实为基础，立足于责任的理念，根据该行为人是否具有适于刑法上的非难的人格的能力的见地，是应当在规范上、法律上认定的。所以，在心神丧失、心神耗弱的认定中，首先，需要认定成为法律判断的基础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事实，在这个阶段，常常要由精神医学、心理学等专家鉴定。可是，由专家的鉴定，例如，得到被告人行为时精神分裂症被认定的鉴定结果的场合，法院推翻鉴定没有合理的根据，却无视鉴定下法律的判断，即违反经验规则。当然，鉴定资料不完备或鉴定结果中推论有错误等，专家的鉴定不值得信赖时，法院可以排斥鉴定结果。法院以根据鉴定其他的证据认定的生物学的事实与心理学的事实为基础，作出行为时行为人是否存在心神丧失、心神耗弱的法律判断。
在日本实务上确立了一般的认定标准。即：
(1)关于进行麻痹、精神分裂症、躁郁症、羊痫风的例外状态等所谓大精神病的事例，作为原则被认为无责任能力，老年性痴呆等外因性的精神病，根据精神障碍的程度，成为心神丧失或成为心神耗弱。
(2)精神薄弱，一般重症的痴愚成为心神丧失，轻症的痴愚成为心神耗弱虽然比较多，但鲁钝的场合也不一定是这样。
(3)关于醉酒，一般是病的醉酒，作为原则适用心神丧失、重症醉酒或异常醉酒适用心神耗弱，普通醉酒认定责任能力。
(4)兴奋剂中毒，因为人格的障碍程度不深，根据症状的程度，适用完全责任能力或心神耗弱，心神丧失几乎不被适用。
(5)精神病质与神经症，作为原则被认定具有责任能力。
(二)喑哑者
关于喑哑者的刑事责任，在很多国家的刑法典中并未提及，但也有一些国家的刑法典作了规定。
例如，日本刑法第40条曾规定，“喑哑者的行动不处罚或减轻刑罚。”韩国刑法第11条规定，“聋哑人的行为，得减轻处罚。”意大利刑法典第96条规定，“处于聋哑状态的人在实施行为时因其残疾而不具有理解或意思能力的，是不可归罪的。如果理解或意思能力严重降低，但未完全丧失，刑罚予以减轻。”据上所引可以看出，日本和韩国只规定喑哑者，而未规定其心理学的因素;意大利则规定根据喑哑者的心理学的因素的不同情况，或为无责任能力，或减轻其刑，规定得具体、明确，便于操作。从立法论来看，我们认为，当以意大利刑法典的规定为适宜。
日本学者对日本刑法第40条的规定原来多有论述，并提出批评意见。如西原春夫写道：“这里所谓‘喑哑者’，指先天的或早期后天的(幼儿期)欠缺听能与语能两种机能的人。因为喑哑，是非辨别能力不充分，与心神丧失者程度相同的，基于无责任能力，认为无罪;可与心神耗弱者相比的，作为具有限制责任能力者，减轻其刑。现行刑法认定对喑哑者这样处理，可以认为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因为这样的人一般精神发育迟滞，不能认为有与通常人同样的责任能力。然而，由于最近聋哑教育发达，对喑哑者总是承认责任能力的欠缺或减退是不妥当的，作为立法论，应当删除刑法第40条的规定，在责任能力上有问题的喑哑者，可以作为心神丧失者或耗弱者来处理。”西原教授的意义是正确的，1995年日本刑法改正中关于喑哑者的规定已被删除，就是很好的证明。
(三)刑事未成年者
1.各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规定。
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随着达到一定的年龄而获得的，因而各国刑法都有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对刑事责任年龄及其起点的规定颇有差别。就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而言，多数国家规定为14岁，如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地利、阿根廷、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均以满14岁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但还有不少国家不采取上述立法例，而表现出很大差异：规定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最低的，加拿大、新加坡、印度、泰国为 7岁;其次，马来西亚为10岁;多哥为11岁;土耳其为12岁，美国的依利诺斯州为13岁。规定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较高的，捷克、丹麦、瑞典、格陵兰为15 岁;西班牙、美国的纽约州为16岁;波兰为17岁;最高的，巴西为18岁。
2.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有些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划分若干阶段，除了规定绝对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外，还规定在一定年龄阶段，为相对的刑事责任年龄。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1)对某些严重的犯罪负责。
如蒙古刑法典第6条第2款规定：“14岁以上16岁以下的犯罪人实施杀人、故意重伤和故意伤害他人而导致健康损害的行为，强奸、盗窃、抢劫……应当负刑事责任。”(2)减轻其刑。如意大利刑法典第98条规定：“在实施行为时已满14岁，但尚不满18岁的，如果具有理解和意思能力，则是可归罪的;但是，刑罚予以减轻。”(3)具备一定的条件时不构成犯罪。如新加坡刑法典第83条规定：“7岁以上12岁以下的儿童，在实施行为时对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缺乏足够理解判断能力的，不构成犯罪。”
3.对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解释。
日本刑法规定“未满14岁者的行为，不处罚。”西原春夫对此解释说：“
这里刑法考虑因为未满14岁者的精神的成熟不充分，是非的辨别能力或根据辨别而行动的能力一般还未成熟的结果。“意大利刑法的规定与日本基本相同，杜。帕多瓦尼解释说：”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只能通过生理心理成熟进程而逐步形成，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刑法典第97条规定： ‘实施行为时未满14岁的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个严格的限制，是一种绝对的关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推定。这种推定并不符合人格发展形成的渐进性(对特定事实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绝不是刚满14岁的第二天就一下子形成的);但是，这样的推定却为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必需，在刑事责任能力这个特别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上，更需如此。“
各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规定，由于国情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便评论;但考虑到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通过生理心理的成熟过程而逐步形成的，我们认为，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三分法(即分为无责任能力、相对责任能力、完全责任能力三段)比二分法(即分为无责任能力、有责任能力两段)更符合责任能力是逐步形成的过程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