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联结交换关系的工具，记录交换事实的载体，解决交换纠纷的依据，是市场经济往来的桥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贸易及涉外合同的数量增加，合同欺诈也会相伴而增，这将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欺诈无辜。因此，如何识别经济交往中的合同欺诈，提高鉴别能力，防患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合同的解释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民法》第十七章规定，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合同是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须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合同的成立须各方当事人相互为意思表示；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是要约和承诺。合同的特殊订立方式是悬赏广告，招标投标和拍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
二、合同欺诈的因素
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研究分析合同欺诈的主要因素有：
（一）合同欺诈的暴利性。合同欺诈的暴利性是合同欺诈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暴利诱发了大量跃跃欲试的行骗者。他们总是不断变换行骗方式，推出行骗新名称，致使合同欺诈方式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隐蔽，欺诈金额也越来越大。行骗利润越高，则行骗的动机越强。
（二）合同欺诈的成本低。合同欺诈的成本极低，倍受行骗者青睐。行骗者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在此情况下，行骗成本越小，导致行骗动机越强。
（三）合同欺诈的信息不对称性。合同欺诈手段隐蔽，刻意强化信息不对称性，连环作假，使被骗者防不胜防，难以发现。而且没有效的方法去消除信息差，加之中国地大人多，求财心通，因此造成欺诈极易得手。
（四）行骗者受惩罚力度小。惩罚力度小，导致行骗猖獗，把合同欺诈者受惩罚考虑在内，欺诈的边际效益也远远大于实际成本，使得合同欺诈行为越来越多。
（五）合同欺诈的破案率低。破案率低，致使违法犯罪分子更加嚣张。事实证明，破案率越高，越能震慑犯罪，合同欺诈案件就越少；破案率越低，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合同欺诈案件就发生越多。
三、合同欺诈的主要形式
（一）利用伪造、虚构、盗用或假信誉证件骗取合同的签订，进行合同欺诈。
（二）利用合同签约人法律意识淡薄，合同管理混乱，进行合同欺诈，甚至行骗者与一些单位人员串通一气共同欺诈单位财产。
（三）利用市场供求的微妙关系骗取合同的签订，进行合同欺诈。一是利用市场供求失衡关系向对方承诺包供原材料包销产品，以迎合部份待业人员，下岗工人和农民饥不择食的心理，骗取合同的签订，以达到欺诈钱财的目的。二是利用一些企业急于寻求市场热点，开发高新产品和投资少回报高的项目急功近利心理，以极具诱惑的承诺，诱骗对方签订合同，骗取预付款或保证金。
（四）利用人们盲目的急切致富心强，在新行业、新产品上进行合同欺诈。行骗者推出投资少，见效快的生产、加工、种植、养殖、高科技新产品等，与对方签订合同，骗取定金、中介费、预付款等。总之，合同欺诈的伎俩尽管多种多样，但其方法不外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或设计出一种不对称的信息格局，诱使他人做出自以为正确但事实是受骗的选择。
四、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的反欺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针对其涉及面广，原因复杂的特点，应重点做好以下防范工作：
（一）加大行骗成本，让合同欺诈者望而却步。一是对合同欺诈者应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并绳之以法。国家应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依法治骗，除了没收欺诈所得外，还应加大罚款力度。合同欺诈者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追求高额“骗利”，若将其高额骗利转化为高额处罚，则其行骗动机就会消失。二是设计预防欺诈的合同范本，加大行骗成本和难度，减少或避免合同欺诈。
（二）消除信息不对性。一是建立健全合同信誉公示制度，防止合同欺诈的发生。二是加大合同的鉴证和公证力度，增强抵御合同欺诈风险的能力。在其它因素一定的情况下，信息对称度越高，欺诈越少，失误率越小；信息对称度越高，防范力越强。
（三）提高破案率。提高破案率能大量减少合同欺诈的原发动力和数量，减少纳税人的损失，保护社会财富，这是一项社会收益极高的事业。
（四）加强监管。各级司法机关，执法职能部门应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坚决打击合同欺诈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合同欺诈行为公开曝光，增加信息透明度，提高对真假合同的鉴别力，增强防范意识，使人人做到讲诚信、重合同、守信用。
整治合同欺诈行为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从源头抓起，预防为主，标本兼治，不断增大行骗成本和难度，严厉打击合同欺诈行为，建立良好的合同秩序，保证市场经济快速、健康有序的向前发展。
重庆江津市检察院·何仕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