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刑罚不均衡、量刑不规范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实务界乃至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其根本意义在于对犯罪行为的处置上，要求达到罪与刑的相当和均衡。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我们通常要求做到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但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适当比定罪准确更为重要。因为一旦量刑失衡，必然导致当事人的不满和对立，甚至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乃至法治建设的怀疑和动摇。因此，如何利用现有法律资源，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制定出一套量刑规则，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相对过大，以树立法律的权威，体现公正、公平的社会效果，是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中亟需解决且十分现实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抢劫罪的量刑规范问题作一浅显探讨，抛砖引玉，以引起司法同仁对量刑规范问题的关注和共鸣。
一、抢劫犯罪量刑现状及存在问题
笔者对某基层法院2000年以来判处的抢劫案件进行了调研，通过对其中176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量刑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一般情节的抢劫犯罪，即在刑法第263条规定的第一档次量刑幅度3—10年(不含10年)范围判处的114人，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3—4年的有34人，占该档次量刑人数的29.8%;被判处有期徒刑5—6年的有51人，占44.7%;被判处有期徒刑7—9年的有29人，占25.4%。调研中发现，尽管个案均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判处，总体上也注意了量刑相对平衡，但部分犯罪情节相近的被告人所受到的刑罚惩罚程度却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差别还较大。比如，同样是抢劫作案一起，被告人都不具有法定从轻、从重情节，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1千元;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罚金1千元;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1千元，其中存在的量刑差异显而易见，尤其是在主刑不同的情况下，罚金刑的数额却没有差别，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再如，被告人甲盗窃摩托车1辆，价值人民币7560元，后因抗拒抓捕转化为抢劫，案发后赃物被追回且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2千元;而被告人乙盗窃摩托车1辆，价值人民币5664元，后因持刀威胁，抗拒抓捕转化为抢劫，案发后赃物被追回，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罚金3千元。比较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发现有的判决主刑较重，而罚金数额却相对较低;有的主刑较轻，罚金却相对较高。无论这两案的主刑是否适当，仅从罚金刑来比较，明显有失平衡。
当然，抢劫犯罪的客观表现比较复杂，被告人的作案手段、暴力威胁程度、胁迫方法，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情节不可能完全一致，量刑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所感知的犯罪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虽然从理论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其实际危害不大，量刑时也难以准确把握。[page]
二、量刑规则需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近年来，为了统一量刑标准，许多地方法院制定了较为详细的量刑指导规则或意见。在一些《量刑指导规则》中，就量刑的一般原则、量刑基准、量刑要素、量刑要素的适用规则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概括起来，量刑规则都是依照刑法总则规定的量刑原则，并在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范围内，先确定量刑标准，然后根据影响量刑的基本要素和具体的适用规则，决定被告人的刑罚。这些规则对于统一刑罚尺度，规范量刑操作，无疑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难发现，一些量刑规则中存在某些难以回避和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部分规则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首先，法定刑为单一有期徒刑的量刑基准偏高，可能导致以此基准确定的最终刑期高于实际应当判处的刑罚。量刑基准，应该是对于已经确定了法定刑幅度的个罪，在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影响下，依据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所确定的一个基准刑。有种观点认为，对抢劫犯罪这类非数额型的一般典型犯罪，应当将其量刑基准设定在法定刑中段。也就是说一般情节的抢劫罪，其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基准应为6年6个月。用这样的基准来衡量过去判决的抢劫案件，不难看出，实际刑期普遍低于这个基准。那么，过去掌握的量刑基准是否偏低?过去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案例中得到答案：2000年2月27日傍晚，中年农民郑某在其亲戚家饮酒过量，回家途中遇一素不相识的农民夏某骑人力三轮车经过，遂上前搭讪。闲聊中，郑问夏身上是否有钱，夏说没有，郑不信，就翻了夏的衣服，发现夏身上只有3角钱，就用手套抽打夏的脸部，令夏到一旁坐下，然后将自己的自行车搬上夏的三轮车推离现场。待夏的亲友追赶时，发现郑已醉卧路边，便将三轮车追回。后经审理，认定郑某构成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1千元。此案中，从犯罪构成上说，被告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也实施了以暴力手段当场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抢劫既遂，其犯罪时虽然处于醉酒状态，但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被告人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的理由只是其犯罪具有偶然性，赃物被追回，被害人没有遭受经济损失。如果以有期徒刑6年6个月作为量刑基准，酌情从轻处罚，判刑3年似乎从轻幅度过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平时并无劣迹的无知农民的偶然行为，如若判刑5年或者4年，其刑罚的社会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尽管这个案例有其特殊性，但是，从笔者查阅的抢劫犯罪的案例可以看出，对一次抢劫作案，犯罪情节一般，即使被告人不具有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若判处6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明显偏重。[page]
其次，在有的量刑意见中规定“法定刑为不同刑种的，以中间刑种为量刑基准”。这样，对于抢劫犯罪中具有八种法定情形，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犯罪分子，其基准刑则应当为无期徒刑。根据《刑诉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的规定，这类案件理应由中级法院管辖，而实际上，长期以来，基层法院一直担负着大量的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据某基层法院统计，仅2002年以来，该院就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82人。
三、通常量刑方法与量刑规则适用效果对比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抢劫犯罪的处刑，通常有两种量刑方法。一种方法是，首先排除一切法定和酌定情节，对一般既遂状态的抢劫犯罪，以法定起点刑为量刑基准，即以3年有期徒刑为第一档量刑基准，10年有期徒刑为第二档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根据犯罪行为所具有的法定或者酌定从重、加重情节，先升高一个或者若干个刑格，然后，再根据其具有的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逐一降低刑格后确定最终刑罚。比如，对一般抢劫犯罪的被告人量刑时，从3年起算，以2年为一个法定量刑要素升降刑格，1年为一个酌定量刑要素的升降刑格。如是累犯，升高至5年;具有殴打1名被害人并致轻微伤情节的，刑期升至6年;抢劫作案2起的，刑期升高至7年;数额超过1500元的，升高至8年(这里之所以以1500元为酌定从重情节的标准，是以1万元作为抢劫数额巨大的起点，其对应起点刑是10年有期徒刑，将1万元作七等分约为1429元。因此，可以考虑将抢劫数额每超过1500元作为一个酌定从重情节);具有自首情节的，予以从轻处罚，降至6年。这样，对于一个使用暴力手段，抢劫作案2起，其中致1人轻微伤，抢劫数额达到1500元以上不满3000元，案发后自首的累犯，最终可以判处有期徒刑6年。对于同样情节的抢劫犯罪，如果以中间刑为量刑基准，即以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为刑期起算点，其具有一个法定从重量刑要素，3个酌定从重要素和一个法定从轻要素，将从重和从轻量刑要素相抵减，以2年为一个法定量刑要素的升降刑格，1年为一个酌定量刑要素的升降刑格，二者相减后，应当判处9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这与审判实例相比，显然量刑偏高。
第二种量刑方法，就是排除其他情节，首先根据作案次数确定基准刑。即抢劫一起的，量刑基准确定在有期徒刑4年，作案二起的，量刑基准确定在有期徒刑6年，每一法定量刑要素升降幅度为1年，如有自首、立功等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要素的，从轻的幅度可以设定在2年左右，酌定量刑要素升降幅度为6个月。用这种方法推算，对上述抢劫作案二起的被告人也可以在6年左右量刑。[page]
比较而言，第二种方法相对科学并切合实际一些。不难看出，第一种方法以起点刑作为量刑基准，如遇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应当从轻处罚时，也只能判处起点刑，而体现不出从轻的幅度。第二种方法的科学之处在于，首先根据作案次数将一个法定量刑幅度分成两个较小的量刑幅度，在相应的较小幅度内，根据其他情节再调整刑罚量，这样量刑的准确性相对较高。因为，对抢劫犯罪而言，作案次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量刑要素，法条中已明确将多次抢劫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如果将抢劫作案一起和作案二起的量刑基准不作区别，量刑规则的科学性即无法得到体现。
四、规范抢劫罪量刑基准的设想
从实践中反映出来的上述问题可以看出，规范量刑关键在于量刑基准的确定。根据实践中抢劫罪的量刑情况，可以考虑以作案次数作为确定量刑基准的首要要素，将作案一起的量刑基准确定为有期徒刑4年，作案二起的确定为有期徒刑6年，作案三起或者有八种法定严重情节之一的，基准刑确定为有期徒刑12年，超过六起或者同时具有多个法定严重情形的，量刑基准可以确定为无期徒刑。
围绕量刑基准，可以对法定刑作二次分格。应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以2年为一格;有期徒刑以外的其他刑种自成一格。
对法定和酌定量刑要素所影响量刑的具体幅度，也必须在准确、细致地对各种要素在量刑中的地位加以研究，确定具体影响量。也就是说，某个法定量刑要素升降多少，某个酌定量刑要素升降多少，都要具体明确。可以规定，对刑法总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盲聋哑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累犯、自首和立功等，可以在基准刑上下每具有一个要素，刑罚升、降1—1.5个分格(即2—3年);对刑法分则规定的如犯罪行为的程度、犯罪的次数、犯罪的数额、犯罪的后果、犯罪对象的个数等量刑要素，在基准刑上下每个要素升、降0.5—1个分格(即1—2年);对酌定量刑要素，如犯罪时间、地点、动机、手段、对象、犯罪前的表现、犯罪后的态度、退赃等情节，可以在基准刑上下每个要素升、降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个分格(即6—8个月)。
抢劫罪的罚金刑可以在主刑确定后，根据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参照下列标准确定具体数额：
(1)判处有期徒刑3年的，并处罚金1000元;
(2)判处有期徒刑4年的，并处罚金2000元;[page]
(3)判处有期徒刑5年的，并处罚金3000元;
(4)判处有期徒刑6年的，并处罚金4000元;
(5)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并处罚金5000元;
(6)判处有期徒刑8年的，并处罚金6000元;
(7)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并处罚金7000元;
(8)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并处罚金8000元;
(9)判处有期徒刑11年的，并处罚金10000元;
(10)判处有期徒刑12年的，并处罚金12000元;
(11)判处有期徒刑13年的，并处罚金14000元;
(12)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并处罚金16000元;
(13)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并处罚金18000元;
(14)判处无期徒刑的，并处罚金20000元或者没收部分财产;
(15)判处死刑的，一般以没收财产为宜。
未成年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以500元为起点。
研究量刑规范化问题必须以审判实践为基础。尽管量刑规则的适用，可以防止量刑失衡，防止相同案件事实，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审判组织出现差别较大的判决结果，避免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审判甚至法律产生质疑。但是，规范量刑并不等于机械司法，我们还要注重个案量刑的合理性。忽视个案的特殊性，或者剥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十分危险和违法的，这是我们在规范量刑的同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推荐阅读：
如何细化量刑标准
如何做到规范化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