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解释》中，“共犯”就是共同犯罪人。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人员已与肇事者共同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是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关于指使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定性问题，在司法界有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应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有的认为应定包庇罪、有的认为属于交通肇事罪。《解释》的出台，为法官审理此类案件消除了困惑，但理论界的争议却并未停止。笔者认为，上述《解释》开创了共同过失犯罪之先河，超越了法定的法律解释权限，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以及基本理论，实属越权解释。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犯问题，理由如下：
首先，从交通肇事罪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逃逸行为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果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件。也就是说,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果对交通肇事罪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果，只是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而且承受这种量刑情节的主体只能是交通肇事人，而不能包括其他人。
其次，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来看，交通肇事罪是一个典型的过失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刑法理论,共同过失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罪根本就不存在共犯的问题。虽然指使逃逸和逃逸行为在主观方面属于故意范畴，但指使逃逸和逃逸行为是发生在交通肇事以后，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人或自己逃避法律追究，所以仅以行为人对逃逸行为存在共同故意,就认为他们是交通肇事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不妥当的。因此，对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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