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也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形：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大量收受他人贿赂，既不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甚至主观上根本没有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它同样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国家机关的声誉，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但我国刑法中受贿罪中这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增设，就使一大批受贿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从而使这些行为不受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同时，受贿人“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主观表示或客观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查明，这也给那些收受贿赂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提供了各种各样可能的借口，从而可以逃避刑法的制裁。正如有法学专家所指出的，这种立法给人们传递的信息并不是刑法要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即受贿行为本身，而只是禁止收受了贿赂之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就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一批拿人钱财不为人办事的“流氓官员”。
再者，在受贿罪中，索贿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贿赂则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且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一个索贿行为在定罪和量刑中都成了从重处罚的要素，有违“一行为不二评价”的法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求，仅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则既可以严惩索贿行为，又能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的困难。
我国已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贿赂犯罪。这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在构成要件上有所不同。我们要按照“条约必守”的原则，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规定，真正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一来，既能增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又便于司法适用，“收钱没办事不该算受贿”的奇谈怪论也自然会没有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