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一些“性骚扰”案件，实则为民事侵权案。这与作为刑事罪案的“强制猥亵妇女”案有本质区别。作为公诉案件的“强制猥亵妇女案”在证据的取得上，较民事案件当更为便利。证据的难以取得，是“性骚扰”司法认定的最大拦路虎。
成都某公司人事经理要求和新来的女员工交往遭拒绝后对其强吻，被法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拘役5个月。据悉，这是国内对“性骚扰”首次立法后，第一桩因“性骚扰”而被处以刑罚的案件。
只要在网上稍加搜索，即可发现“强制猥亵妇女罪” 的案例并不鲜见。所谓“第一桩”，不过是一种臆断之语。应当说明的是，“性骚扰”与“强制猥亵妇女罪”在法律概念上并不相同。
“性骚扰”来源于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但在法律中也只有“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样的禁止性规定。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界定了“性骚扰”的范围。从传媒学的角度观察，可以看出“性骚扰”这一词汇正越来越多地被滥用。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一些“性骚扰”案件，实则为民事侵权案。这与作为刑事罪案的“强制猥亵妇女”案有本质区别。
前者奉行的是“不告不理”，后者由侦查机关主动介入，并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作为公诉案件的“强制猥亵妇女案”在证据的取得上，较民事案件当更为便利。缺乏公权力机关支撑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往往因为证据的缺乏不得不放弃诉讼。证据的难以取得，是“性骚扰”司法认定的最大拦路虎——媒体所关注的“性骚扰”，通常发生在私密的场合，很少有第三人在场，而言语和身体接触又很难留下证据。即便有证人，想要搜集证人证言或说服证人出庭作证，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无法证明“性骚扰”的发生，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刑事司法认定上，猥亵妇女必然是行为人的身体直接接触妇女的身体，通过对妇女身体的接触达到性心理的满足。这比起更为常见的以语言、姿势、不接触的动作以及环境构建为侵权方式的“性骚扰”有着较大区别，获取证据也更为容易。加之公权力的介入，强化了取证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强制猥亵妇女罪常见，而性骚扰胜诉极为稀罕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不喜欢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新闻，对于妇女保护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遏制性骚扰，其实是远在刑罚之外的。
目前我们在妇女保护中面对的许多问题，根本还没有得到报道，而妇女的自我保护，社会环境对妇女的保护氛围，还远远不足。很多女性受到了性骚扰，居然被周围的人认为是正常，认为女性是多此一举，女性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而我们周围的更多的性骚扰，如公车、地铁里的咸猪手、偷拍，居然很多人对偷拍照片静静乐道，反复品味，没有任何谴责、打击的社会意识。从这点上看，我们妇女保护的道路还任重道远的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