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是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接受服务。那么何为“服务”呢?在目前所有论述强迫交易罪的著作中，对此问题大多避而不谈，即使作出阐述，也多是援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作些简单说明，而该法并未对“服务”作出定义。这未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对于正确理解和运用强迫交易罪无所裨益。
正如我们对商品的理解来自生活经验一样，我们对服务概念的认识也是起源于日常生活的。如身体不适时需要医生的服务，出门在外需要旅店的服务等等。但与商品概念不同，在经济学中，并没有一个能为学者普遍接受的“服务”的定义，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考特勒(P·Kotler )将服务定义为“一方能够向他方提供在本质上是无形的，不带来任何所有权的某种活动或利益，其生产也许受到物的产品的约束，或不受约束。”(见《市场营销原理》，[美]P ·考特勒著)他肯定服务是某种活动，是正确的，但他说“或利益”这个“或”字不妥，只要一方为他方提供服务，就必须或必然给他人带来利益，不然就不是服务。歌伦卢斯(C·Gronroos )将服务定义为：“在顾客与服务业服务员之间，或者与物的资源或产品之间，或者与服务提供者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不能说是必然的，但却通常多多少少要产生一些无形性质的活动或者一系列活动。而且，它是为解决顾客的问题而提供的。”(见《服务的管理与时常营销》，[美]C ·哥伦卢斯著)他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对服务下定义，比较符合当前实际。问题是服务不仅存在于商品社会，非商品社会也同样存在服务。只要有人与人的交往，就有服务的存在和发展。可见，本定义也不尽科学。
我国学者对服务的定义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服务也不外是这样一个用语，用以表示劳动所提供的特别使用价值，和每个其他商品都提供自己的特别使用价值一样，但它成了劳动的特别使用价值的特有名称，因为它不仅在一个物品的形式上，而是在一个活动形式上提供服务。”[4] 在马克思这一光辉论断的基础上，学者们展开了更深入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经济学上的服务“与我们经常所说的服务不一样。经济学上所说的服务，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或劳动产品，或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产品，日常生活里所说的服务，泛指一切有益的活动，并不一定与经济活动有关”(见《劳务经济学》，王慎之等著)。这一观点仍然受到较多批评，因为服务固然有经济与非经济之分，但如果说经济的服务是劳动产品，非经济服务只是有益的活动，却是不准确的，服务主要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产品可以看作有益的活动，有益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产品(见《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殷作恒著)。
注意到上一种定义的弊端之后，有学者指出：“服务是人们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见《服务经济论》，白仲尧著)。这个定义简单明了，且涉及范围很广，既包括国内的需要，又包括国外的需要;既包括满足他人消费的需要，又包括满足他人生产的需要;既包括经济的服务，又包括非经济的服务。笔者认为这一定义是可取的，问题是这一经济学上的服务定义能否直接套用到法学领域中来。
众所周知，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各种社会需求和社会现象，借助一定的媒介形式表现出的具有足够约束力的强制性规范(见《竞争法》，种明钊主编)。法学概念也不过是对社会关系的科学描述。同样，法学意义上的服务概念也应是对经济学上服务的概念的恰切回应。但法学概念又不能是将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简单地、机械地照搬到法学领域，而应遵循自己的逻辑规律对服务概念作出明确肯定的界定。在笔者看来，经济上的服务概念是一种中性意义上的定义，它没有合法、非法之分。而法学领域中的服务概念则必须明确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本罪中的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而言，这里的“服务”只能是合法意义上的。如果是非法的所谓“服务”则不成立强迫交易罪。如强迫妇女提供“性服务”可构成强迫妇女卖淫罪或强奸罪;强迫他人接受所谓的“毒品服务”可构成强迫他人吸毒罪等等。
综上，笔者认为，强迫交易罪中的“服务”应界定为：“服务，是人们为满足他人的正当需要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其特征包括：(1 )合法性。(2)无形性。在购买以前，服务没有直观的具体的存在形式，不存在可以利用的使用价值。(3)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4)不可储存性。(5)异质性。即指同一服务产品的质量差别。 它或是源于服务者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或是源于顾客对服务的特殊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