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理论过去多注意研究惯犯，而对集合犯则少人问津。考虑到修订的刑法取消了惯犯的规定，而在刑法理论上，常业犯、常习犯、惯犯、职业犯、营业犯等包括在集合犯中，因此，刑法中集合犯的法律规定应当纳入研究的视野。但讨论集合犯，有必要首先考察和借鉴海外刑法理论中集合犯理论的论述。
在海外(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的刑法理论中有集合犯的概念。其理论主要在两个方面涉及到集合犯：一是在必要共同犯罪形式中。如日本学者认为：“所谓集合犯罪，是指犯罪的实行以多数人的协力为必要的共犯的形式之一，要求多数人的协力向同一目的(方向)集中的犯罪。”二是在罪数形态理论中。如：“集合犯，是指构成要件在性质上，预定有数个同种行为反复实施的情况，但即使数个行为反复实施，全部被包括在一罪中。”“集合犯是构成要件本身预想有数个同种类的行为。例如常习犯的场合，常习赌博者即使实施数次赌博行为，只能构成常习赌博一罪。又营业犯的场合，即使反复实施未经准许的医业行为，仍不过是成立未经准许医业罪一罪。”德国刑法理论中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如李斯特说：“属于法学上行为单数概念的还有所谓的集合犯。它是指出于一个犯罪故意而实施数个行为、科处一个刑罚的犯罪。”受德、日刑法理论的影响，中国台湾理论界对集合犯也有相同认识。例如：“集合犯为必要的共犯之一种。即集合多数人，以同一目的而为共同行为之犯罪”;“刑法分则中集合某种有惯常性之行为，认为成立特殊一罪者，学理上谓之集合犯。”
显然，上述两种对集合犯的界定，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前者是指“人”的聚合，后者则是“行为”的积聚，以至于得出完全不同的概念。诚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集合犯罪一词，也是必要共犯的一种，用于指集合的犯罪或者集团的犯罪，不过这完全是另一种意思了。”那么，集合犯在犯罪论中应当在共同犯罪中还是罪数形态中去研究呢。我们认为，集合犯的概念虽然涉及到共同犯罪，也涉及罪数形态，但是，从研究集合犯刑事责任的角度看，罪数形态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此探讨集合犯比较适宜。
首先，在刑法理论上，为区别共同犯罪中的集合犯与罪数形态中的集合犯，日本学者将前者称为“众合犯”，后者称为“集聚犯”，但是绝大多数的文献是在罪数形态的理论中使用集合犯这一概念，而在共同犯罪中主要使用“众合犯”这一概念，已成为通行的研究做法。其次，在共同形式的犯罪中涉及人的“聚合”的“集合犯”时，“共同”之意本身是明确的，不存在是“集合”而非“共同”的问题。换言之，在理解共同犯罪中的“集合”时，可以是指：“许多分散的人或物聚在一起。”说明在此“集合”一词本意具有“共同”含义。但是，就中国刑法的规定，结合共同犯罪的理论，即使符合“集合”之条件，但未必都构成共同犯罪。例如，中国刑法以首要分子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其犯罪构成又是以行为的共同形式为犯罪处理必要要件的，但是，当法律规定只处罚首要分子而不处罚参与者，则只能说是“集合犯”但不是共同犯罪。所以，集合犯概念的原本意义是解决行为与罪的单复问题，诚如李斯特所说：“……使用了集合犯之概念，部分地作为构成刑罚事由的情况，使轻微之犯罪不予处罚，部分作为相对于较轻处罚的轻微犯罪的加重处罚事由。”[page]
在日本刑法理论界，罪数形态涉及集合犯时，通常是在广义的“包括的一罪”中予以讨论。但是，“‘包括的一罪’并不是成文法的概念，而是通过判例逐渐形成的。由于这个原因，究竟什么是包括的一罪，它包括哪些罪数形态，在他们学者中间说法不一。台湾学术界受此影响，情形亦大体一致。”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理论中合理内容的借鉴。
中国大陆刑法理论界，虽然对集合犯研究的不多，但从学者对集合犯的探讨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对集合犯基本上持否定的看法，认为大陆法系的理论因对集合犯的范围、种类看法不一，所以，集合犯理论尚欠系统和成熟，为避免集合犯理论的弊端，在罪数形态理论中，作为罪数研究对象的不应是集合犯，而是惯犯。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适当借鉴集合犯的观念以解决实践中不能以惯犯论处的情况。认为：“行为人多次实施犯罪的，属于惯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行为人只实施了二、三次犯罪，不符合惯犯特征的，如何处理?作为一罪，缺乏理论根据;作为数罪，显失公平。因为同种性质的犯罪，多次实施的为惯犯，是一罪，实施次数少反而成为数罪，明显不合理。这说明，如果仅仅讨论惯犯的问题，不足以解决这些犯罪的全部问题，起码遗留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主张援用集合犯的概念解决这些问题。只要行为人基于特定的犯罪目的，实施犯罪的，无论实施多少次犯罪行为，都视为一罪。行为人实施一次犯罪的，是一罪;行为人实施多次犯罪行为的，也是一罪，无非从重或者加重处罚。”第三种观点则持肯定的认识，认为以往刑法中对惯犯的规定，就是对集合犯的规定，只不过中国理论界对此以惯犯来研究罢了。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均有可取之处。理由是：
1·从刑法理论发展的需要看，认为因理论上对集合犯存在的不同观点多，尚不成熟，因而不必借鉴大陆法系集合犯理论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严格的说，不存在没有争论的理论，正是因为有不同的观点的争论，才使理论得到发展。对于惯犯，中国刑法修订前因尚有若干罪名，需要对惯犯进行研究。但是，在理论上惯犯就是集合犯的一种，这是共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刑法上的常业犯、常习犯、惯犯、惯行犯、职业犯、营业犯等可以包括在集合犯中，它们都是集合犯的具体形式，……故集合犯是学理上的一个总称，它概括因惯习倾向、反复实施同种行为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犯罪。”所以，既然刑法理论上存在着集合犯的理论，就有必要对其予以研究。[page]
2·从惯犯在实践中的适用看，由于惯犯在刑法中只有法定少数的几种，涉及面狭窄，同时，事实上存在着对不符合惯犯、连续犯特征的数个犯罪行为，作为一罪处理，缺乏理论根据：作为数罪显失公平的问题。在刑法修订后，现行刑法已经删除了“以走私、投机倒把为常业的”、“惯窃、惯骗”和“一惯……制造、贩卖、运输前款毒品的”规定，仅保留了“以赌博为业的”即常业犯的规定，而常业犯包括在集合犯的概念中，故可以说中国刑法已删除了对惯犯的规定。
3·从现行刑法的具体规定看，大量规定的是属于集合犯的犯罪，例如，刑法第140条至148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组织卖血罪;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等等，均具有集合犯的特征，而非惯犯。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当对集合犯予以探讨，作为营业犯的只是集合犯中的一种。
关于集合犯的概念，在借鉴的前提下，中国刑法学界目前有三种表述。一是认为，“所谓集合犯，是指反复实施同种犯罪行为，或者虽然只实施一次，但确有反复意图，因而概括地评价为一罪。”第二种则表述为，“集合犯是指行为人基于特定的犯罪目的，反复实施同种性质危害行为的犯罪形态。”第三种认为，“集合犯是指以一定的意思倾向，反复实施同种犯罪行为，依法律特别规定，成立一罪的犯罪。”
上述三种对集合犯概念的表述，共同表明集合犯具有下特点：第一，行为人客观上反复实施同种行为;第二，主观上具有反复实施同种行为的意思;第三，只成立一罪。区别在于：第1种表述，强调虽然只实施一次，但确有反复实施意图，同样是集合犯，而第2、3种表述并没有说明集合犯的这一特点。我们认为，所谓集合犯，是指行为人具有实施不定次数的同种犯罪行为营利的犯意倾向，但即使实施了数个同种犯罪行为，刑法规定仍作为一罪论处的犯罪形态。
